古代穷人为什么不自己开荒地自给自足,而要给地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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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在“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古代社会,理论上说人少地多,“开荒”似乎不难,只要把荒地侍弄好,做个手里有粮的自耕农,甚至“喂马劈柴照顾家园”,这“田园诗”一般的生活,岂不比那些给地主家“扛活”的佃农自在?但遗憾的是,如此“美好生活”,基本是留在想象中,放在漫长古代史上,并不现实。

  首先一个实打实的难题,就是古代农民“开荒种地”,那高昂的生产成本。且不论稻种农具等必要支出,就说最“刚需”的耕牛,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中国人使用耕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而且由于古代中国先进的铁农具装备,一两头使用中国曲辕犁的耕牛,就能完成同时期欧洲六至八头耕牛的工作量。但即使这样,对于古代中国农民来说,“养牛”的负担也绝不小。功夫巨星李连杰的经典作品《少林小子》里就有生动情节:两位力大无比的少林俗家弟子,带着一群半大小子玩命开荒种地,盼着攒够钱娶媳妇,可一年省吃俭用下来,也不过“攒了两条牛腿钱”。


  而比起真实的历史,这剧情也毫不夸张:就以商品经济无比繁荣,“集约养殖”技术空前发达的宋代来说,虽然由于养殖业的进步,宋代耕牛产量大大提高,但“一牛马所费,当五人之食”,每天单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费用。南宋学者方万里也估算,南宋慈溪官府养八头牛,每头牛每月要吃掉一贯草料钱。到最后由于官府负担不起,以至于“牛存者一头”。这哪里是养牛,分明是“养大爷”。

  养牛如此花钱,那买牛呢?还是以宋代为例,耕牛的“市场价”,也是随时代波动。以《宋会要》的记载,北宋初年一头耕牛的平均价格,大约是三贯钱。北宋中后期暴涨到十贯钱,南宋年间更涨得没边,长期保持在“四十贯钱一头牛”的“高价水平”。要知道,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月薪通常是十贯钱。宋仁宗年间的县令,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贯(还经常被克扣)。“买牛”这事儿,对于这类官宦家庭来说,也真不轻松。

  官员“买牛”都不易,普通的农民“买牛”,当然更不易。“二十亩地一头牛”这愿望,放在古代好些时候,对于农民来说,真是一辈子的奢求。

  比如在宋代,“租牛”就是农村生产里常见的现象:普通的佃户,都是“借人之牛,受人直土”。以苏轼的形容说,宋代许多大地主家庭,“名下”动辄有三五百佃农,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来耕作。唐宋年间的自耕农们,也都是“稚田冬旱借牛耕”,那不用耕牛行不行?学者邢铁估算,宋代五口之家的佃户,全年口粮就需要40石,加上交租更要80石,全年产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饿肚子。这牛再金贵,也得租。

  所以,放在中国历代“鼓励垦荒”的年月里,为鼓励农民垦荒积极性,统治者们也无不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国时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盐业利润收购耕牛,再借贷给北方农户。甚至战死的士兵家属,也可以享受“官给耕牛”的待遇。只这一条,就叫多少北方军民眼睛放光,精神抖擞给曹操卖命。


  而到了明初全力恢复经济的年代里,“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就曾四次拨出专款,购买耕牛分发给北方垦荒农民,每次都是数万头的规模。明成祖朱棣“合法登基”后,即位没一个月,就对山东河南的农民“以官牛给之”,在整个永乐年间,明王朝不但多次送牛,每次还命官府打造相关农具,一道“配套赠送”。

  正是由于这不惜血本的投入,才有了明初农业高速发展,农业产值甩开宋元一倍,国家储粮“宇内富庶”的好景象。但这类“送耕牛”的好年月,也并非什么时候都有,更多的时候是,哪怕农民家里穷的掉渣,哪怕上一年遭遇天灾,欠了一屁股债,新一年也要如明朝学者陈恩叹息的那样“再供租约赁耕牛”。

  一头牛,都意味着这么重的负担,再算上天灾丰欠种子肥料等各种成本。古代一户“垦荒”的农民,负担更是可以想。哪里能想开荒就开荒?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牵头牛来就能整明白。


  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农户天生神力,靠着强大的生产能力开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园”。可这田园能维持几代,也同样是这大问题。哪怕年年风调雨顺,哪怕农业生产成本一直稳定不变。封建王朝的盘剥与土地兼并,都足以让一家普通农户“扛不住”。

  还是以宋代为例,宋朝号称“富宋”,统治者“不遏兼并”,宋朝农民的负担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税”外,农具、牛皮、盐、铁等十几种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税。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附加税往往是“二税”的数倍。更狠的却是徭役,以北宋的徭役制度,有钱的富户往往要担任“衙前”,也就是组织劳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钱人不会扛这锅,稍有钱的自耕农就倒了血霉,服一次劳役下来,就给折腾到破产。


  发展到北宋“仁宗盛世”年间,以名臣韩琦的叹息说,许多自耕农地不敢种,牛不敢养,家里有守寡老母的,都逼着老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误会有钱”,弄成“衙前”就糟了。发展到后来,很多自耕农为了逃役,几乎是举家逃亡,以至于“税存户亡”,这样的光景,再好的“田园生活”,也是过不下去。

  看过这类景象,大概也就明白,为什么“优雅”且“皇帝仁慈”的北宋,三个世纪里闹了四百多次农民起义。但凡能让农民安心种地,就绝不会闹。

  发展到明朝,情况就更让人深思。明初号称“轻徭薄赋”,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农民承担的赋税,也是不知不觉就涨。明朝弘治年间时,东南地区的农村赋税,就通过“折变”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种附加税。万历年间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在张居正去世后就走了样,万历亲政后,东南农业赋税“折银”,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还是那些地,赋税滚雪球加,任何一家自耕农,都是苦不堪言。

  赋税如此沉重,交不起税的农民们,自然也不得不舍弃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后期的东南沿海,土地兼并的新一轮狂潮掀起。享有特权的皇室官僚们大量兼并土地,千千万万交不起税的农民沦为佃农。然后就是“富者田连阡陌……无公家丝粒之需,贫者无立锥之地,而租税额如故”。有钱人不交税,穷人交不起,财富惊人的东南地区,就这样陷入恶性循环里。


  如果说在富庶的东南,贫穷的农民尚可做佃农,那么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农民的处境只能更糟。同样是土地兼并,同样是沉重的赋税,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只能举家逃亡,变成了各地的流民。比如陕西西乡地区“富民置产,弃多贫民”,甚至“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饱食终日的明末士大夫们,一边“收集”着土地,一边骂着流民,殊不知,那最后推翻明王朝的“流民”力量,何尝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这痛心的一幕,折射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无数兴衰背后的真相。“垦荒难不难”的话题背后,是多少发人深省的思考。

  参考资料: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朱伯康《中国经济通史》、孟庆远《逐鹿神州》、唐 晔《宋代养牛史》、吕晓玲《环境与利益博弈下的宋代耕牛租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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