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进城,为何越来越慢、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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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前浪,还是后浪,中国人进城,由农村到城市,由小城镇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堪称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最壮观的一次大迁徙。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一半都与此相关。

  如今,这一时代浪潮仍奔腾不息。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要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的目标。2020年的时间过去近半,这一目标完成得如何?对于进城的人而言,还有哪些难关要过?

  前浪、中浪们进城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城的时代浪花就开始翻腾。当时的后浪、如今的前浪老赵从一个内陆小村庄,懵懵懂懂地随大流来到了深圳。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有20%左右。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市(不包括市辖县)、镇的总人口为206588582人,市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只有20.6%。

  自此之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到1990年,我国居住在市、镇的总人口为296512111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23%,老赵正是其中的一朵浪花。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城速度加快。到2000年,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同1990年相比,十年之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在下一个十年,即2010年时,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总人口的49.68%,人口城镇化率即将突破50%。同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打拼后,由农村进城的老赵终于落地生根。一开始他进厂打工,饱尝了数年的艰辛后,逐步站稳脚跟的他又开始一点点经营五金生意,到20世纪初,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后,他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了多套房子。

  转眼又到了下一个十年。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将稳步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个完整、系统、综合性的目标体系,从目前执行情况看,有一些指标已经提前实现,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0%,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已超过2020年的目标值60%。

  后浪们进城越来越慢

  与此同时,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比上年末提高1.01个百分点。与2020年的目标值45%相比,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差0.5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2019年我国总人口来计算,这意味着今年我国城镇户籍人口还需要增加780多万人。不过,无论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还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速,如今都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在2012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为17个百分点,而在2019年,这两个数据的差距为16个百分点,7年来其差距只缩小了1个百分点,与在2020年缩小2个百分点的目标相比,也有不小的压力。

  在这背后,虽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一度超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但自2017年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换句话说,对于2017年以后进城的后浪们来说,即使进了城,依然难以落户,或者不愿落户。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7年到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增长了1.17、1.06、1.04个百分点,而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增长了1.15、1.02、1.01,常住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到2019年这三年,恰恰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较大的三年。

  “我国与全球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走势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其特殊性”,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吴宇哲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由于房价不断高涨,住房等成本过高,导致很多人进了城却难以安家、难以落户。

  以北京的多个标志性项目为例,2010年时不少项目只有1万多元/平方米,但如今其价格已涨至10万多元/平方米,十年间上涨了10倍。

  作为一个中浪,早在2007年就在北京通州区买房的老冯深有体会地说,“一方面,安居才能乐业,没有房子人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部分城市落户条件就是拥有合法稳定的住所。相比而言,我们当年进城时,房价只有5000多元/平方米,成本低多。”

  啦

  北京大学公共经济学系主任黄恒学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进城人群而言,户籍政策以及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还有所不足,最终表现为城市的配套服务能力有局限,从而抑制其进展。

  中国国际金融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公开指出,农民工转户以后,应该有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个方面,“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不过,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不管是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三四线城市现有的公共服务资源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谁来为后浪们买单?

  目前看,这些因素不仅对后浪形成了高门槛,也有一些前浪中浪饱受其困扰。

  “土地财政的模式必须改变,这是高房价的根源,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吴宇哲表示,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当前来看,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可以先行设计,待时机成熟择机推出,但不能坐等。

  针对今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

  5月24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今年要推动完成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

  根据部署,国家发改委今年将多措并举:一是推动城镇落户,使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等能更便捷落户,同时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覆盖范围;二是扎实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着力提高重点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水平,规范发展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三是提升城市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着力改善城市治理水平;四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城乡公共设施联动发展。

  黄恒学表示,在高水平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是要避免被城镇化,如通过区划调整,使农业户籍人口大规模划转为城镇户籍人口,这显然是低效的城镇化;二是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在今年饱受疫情冲击的背景下,这无疑也是一道难题。

  说到底,较高的城镇化成本该由谁来买单呢?

  黄奇帆表示,有一种说法认为,两亿多农民工差不多会消耗30万亿元的落户成本,许多城市管理者一听到30万亿元,就吓得不敢落实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这属于杞人忧天。事实上,有40%的成本是由招聘农民工的企业来承担,比如养老、医疗等;有30%是农民工家庭自己承担;还有30%是政府必须承担,比如一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配套。通过合理分担和科学的城市布局,是可以化解这一难题的。

  为此,黄奇帆建议,农民工转户以后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上要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公平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的选择。

  以

  对于如何提升农民进城的资本,黄恒学则认为,宜打破城乡二元机制,在法定的框架内,通过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来提升农村资源的价值,发展农村经济,进而增加收入,这将是真正切实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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