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深度丨券商“挖角儿”监管层用心良苦 但业绩考验难言理想

来源丨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丨王媛媛

编辑丨朱益民

有业内人士认为，券商从监管部门“挖角儿”，一方面的确是这些“角儿”能力过硬，另一方面，券商也看重他们在监管方面的资源，后者可能更为重要。“但是，券商从监管‘挖人’过去，是对其有业务预期的，从已有的案例...

国信证券5月14日晚间公告称，董事会同意聘任邓舸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此前据报道，早在5月13日早间，国信证券内部即转发组织部任命，原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首任专职新闻发言人邓舸，被任命为国信证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同时，邓舸将接任国信证券总裁一职。目前，邓舸已经开始在国信证券上班。

券商“挖角儿”监管层再次进入市场视野。

实际上，券商从证监会、证监局等监管部门“挖角儿”由来已久。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上市券商中，除本次国信证券引入监管机构经历的总裁（总经理），此前已有8家上市券商从监管部门引入董事长或总经理。

具体而言，券商董事长层面：招商证券董事长霍达2017年5月任职，此前任证监会监管部主任；中国银河董事长陈共炎2016年10月任职，此前曾在证监会任职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及机构监管部副主任；广发证券董事长孙树明2012年5月任职，此前任证监会会计部主任；浙商证券董事长吴承根2017年8月任职，此前曾在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工作。

总经理层面：中信建投总经理李格平2018年4月任职，此前曾任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海通证券总经理翟秋平2014年4月任职，此前担任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主任；兴业证券总经理刘志辉2009年8月任职，此前曾任福建证监局机构处处长；中原证券总经理常军胜2018年4月任职，此前任职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

上市券商“挖角儿”监管信息

券商“挖角儿”监管成效几何？银河、广州不尽人意

有业内人士认为，券商从监管部门“挖角儿”，一方面的确是这些“角儿”能力过硬，另一方面，券商也看重他们在监管方面的资源，后者可能更为重要。“但是，券商从监管‘挖人’过去，是对其有业务预期的，从已有的案例来看，很难说这一策略多么有效。”该业内人士称。

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了上述8家券商2010年-2019年的经营数据，无论从归母净利润还是从ROE的角度，8家券商经营数据的整体走势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相似度，例如，可以看出：2015年是券商业绩大年，2016年受挫严重，2017年普遍修复，2018年又遇重挫，2019年喘息回升——这其中，各家券商的归母净利润和ROE也呈现出趋同的上升或下降。

2010-2019 8家券商归母净利润（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21世纪经济报道整理

2010-2019 8家券商ROE（加权）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4月引入原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常军胜为总经理的中原证券，2015年以来公司ROE不断下滑，“挖角儿”也未改其ROE一路向下的趋势。同时，在引入监管领导的2018年，中原证券净利润行业排名从47位快速下滑至79位。

作为头部券商的海通证券，2014年从证监会引入监管领导翟秋平作为公司总经理，但此后，这家行业龙头券商地位一路下滑。2014年其净利润尚排在行业第2位，此后一度连续两年（2016年和2017年）跌落至行业第5。

2014-2018年 8家券商净利润行业排名

（注：红色为监管领导引入年份，广发、中原引入年份分别为2012年、2009年）

数据来源：证券业协会，21世纪经济报道整理

另一个让人关注的案例是，曾经在证监会任职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及机构监管部副主任的陈共炎，在2016年10月接任中国银河董事长，随后的12月7日，中国银河证券IPO获证监会发审委通过，并于2017年1月23日正式登陆上交所上市交易。

不过，与其他券商近几年利润增速有涨有跌不同，同属一线券商的中国银河自上市后净利润增速一路下跌，至2019年增速才有所修复。2016-2019年，中国银河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增速分别为-47.76%、-21.87%、-28.29%、+82.34%。

此外，尽管有出身风险处置部门的领导加持，上市后的中国银河在风控上并未取得亮眼的成绩。2016-2019年，中国银河资产（信用）减值损失分别为2.53亿元、6.82亿元、4.08亿元、4.08亿元。上市前，中国银河的资产减值损失则长期维持在低位，2010-2015年，仅2015年减值损失1.41亿元、2013年减值损失1.92亿元，其余各年份减值损失均维持在1亿以下。

2010-2019年中国银河部分经营数据

另外，2019年券业合并中颇受关注的广州证券（现名“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也曾在2017年底迎来监管经历的一把手，但最终逃不过被合并的命运。

2017年底，现任广州证券董事长、总裁胡伏云，由广东证监局批复核准，任职广州证券高管。2014-2017年，胡伏云担任江西省金融办主任；此前，曾任广东证监局副局长，2012年调任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局长。

市场化机构如何PK国企券商“快速通道”？

在2009年版的《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中，证监会官员离职后到券商等被监管机构任职的，一般要度过一段时间的回避期，但该《准则》未明确回避期。此前，离职人员往往规避一年即上岗。

关于规避期的规定，在《公务员法》中可见。《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2012年5月，孙树明出任广发证券董事长。作为原证监会会计部主任，孙树明先是于2011年3月出任广发证券党委书记一职，一年回避期满后，正式接任董事长。

但2017年出任招商证券董事长的霍达，则通过另一条渠道实现了“快速”任职。

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担任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部主任的霍达，在2017年5月10日被任命为招商证券党委书记，并于半个月后正式出任招商证券董事长。

报道称，彼时霍达由招商局推荐、安排到招商证券任职。这种由证监会到央企或国企的推荐通道，不受规避期的约束，从而实现了“快速”任职。

而本次履新国信证券总裁的邓舸，2000年前后从国务院港澳办调任证监会上市部， 2019年12月仍在以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身份出席公开活动。

至今日国信证券发布官方总裁聘任公告，时间尚不足6个月。

有媒体猜测，本次国信证券邓舸履职，或是走招商证券此前的“快速通道”模式——通过由证监会到国企的推荐通道，不受规避期的约束，先接任党委职务，再正式出任券商相应职务。

但另一方面，市场则关注，对于非国企、央企背景的券商，监管层官员任职是否同样有“快速通道”可走？

有业内人士认为，国企券商借道母公司实现“快速”任职，对市场化机构来说有失公允。“随着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海外投资机构加速入华，市场化的竞争者更多。倒不是说这些机构一定会从监管部门引入人才，但至少在制度的执行上目前看起来可能欠缺公允。同时，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注册制，其目的也是把市场的交给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快速通道’存在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此外，从国内券商已有经验来看，聘任监管经历从业者作为公司的一、二把手，对公司各项业务发展起到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尤其是当前金融开放的环境下，外资加入国内市场带来更有经验的市场竞争者，对本土券商的金融服务能力、专业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