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幽默家,是为了生活”|纪念马克·吐温逝世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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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1日,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逝世110周年,这位以幽默、讽刺见长的作家,被评论界誉为“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把辛辣嘲讽和幽默元素同时注入文学,从而深刻改变了美国文学的方向。

  海明威曾说:“全部美国现代文学,源于马克·吐温写的一本书《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在它之后,没有一本书能和它相比。”当然,也有作家和评论家对其文学成就不以为然,福克纳就曾直截了当地宣称马克·吐温才艺平平,只能归入“第四流作家”。然而,无论争议如何巨大,人们都不能忽视其名满天下的影响力。

  这位从未踏上过中国土地的美国作家,其实与中国也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早在晚清时期,他的作品便被引进中国,他是继诗人朗费罗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之后,第三位被介绍进中国的美国作家。鲁迅曾对其幽默风格和针砭时弊的精神大加赞赏,并为其《夏娃日记》写过小引,称“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借此批评林语堂所倡导的“为幽默而幽默”。而茅盾、老舍等人同样对其有过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被长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被当作批判美国政党政治的现实主义作品。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也有数十个中文版本,可谓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美国作家之一。在本文中,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靖教授对马克·吐温与中国的渊源做了细致梳理和评述,为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撰文 | 杨靖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美国文明研究所所长)

  1835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诞生之日,哈雷彗星现身。1910年,天文学家预测:哈雷彗星要再次回归,马克·吐温也预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年4月20日,哈雷彗星到达近日点,次日,马克·吐温逝世。

  终其一生,这位“来自彗星的人”对中国情有独钟(早年甚至因为同情和“袒护中国人”而砸了饭碗),而作为回报,无论国内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他也始终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美国作家之一”。因此,在全球剧场(global theatre)的坐标下,探究这位颇具“中国情结”的作家百余年来在中国的文学之旅,或许更能加深对中美两国国民性,以及文化差异的认知和理解。

  

  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美国作家、演说家,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2006年,被《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6名,代表作有《百万英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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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争议”与“误读”

  马克·吐温是名满天下的文豪,但关于他的文学成就,在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议。照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的看法,美国作家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朗费罗、霍尔姆斯为代表的“苍白脸”(崇欧派);一种是以惠特曼和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红皮肤”(本土派)。

  马克·吐温本人对欧洲传统一向不够“敬重”,比如他在评判奥斯汀时曾吐槽:“每次读她的书,我都不得不中途停止。我读《傲慢与偏见》的时候,恨不得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抓起她的膝骨敲打她的头颅。”与前一种新英格兰“绅士派”不同,马克·吐温“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他把美国本土幽默的活力注入文学的主流,因而改变了美国文学的方向——海明威曾说过:“全部美国现代文学源于马克·吐温写的一本书《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所有的书中最好的一本。一切美国文学都来自这本书。在它之前不曾有过,在它之后也没有一本书能和它相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评论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将马克·吐温尊奉为“美国文学界的林肯”。

  但与此同时,质疑之声也时有所闻。在《小妇人》作者路易莎·梅·奥尔柯特看来,哈克贝利是典型的“问题少年”,因此她奉劝马克·吐温:“如果克列门斯先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的话,那么最好就别为我们思想单纯的少年男女写作了。”1885年,麻省公共图书馆禁止《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一书在馆内流通,理由是“通篇粗俗猥亵,贫民区的人读读还可以,不适合有教养受尊敬的读者”。20世纪文学大师福克纳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马克·吐温才艺平平,只能归于“第四流作家”。

  

  在诸如此类的批评当中,最具杀伤力的莫过于著名文学批评家范·威克·布鲁克斯推出的重磅专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1920)。在书中,他承认马克·吐温的艺术天才,却惋惜这位天才未能经受加尔文教、金钱诱惑和东部上层阶级文学趣味的考验,最终走向失败。布鲁克斯把作家的失败归咎于两人:一个是作家的妻子奥丽维亚——马克·吐温的“第二个母亲”——她以自己平庸的文学趣味替作家把关,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成就更高!另一个是《大西洋月刊》主编豪威尔斯——马克·吐温的“告解神父”——他尊重欧洲的“斯文传统”,主张描写“生活温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马克·吐温日渐走向平庸。

  有趣的是,美国学界的争议在中国并未激起太大反响,因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乃是作为“新文化”的资源被引入中国,而中国对他的评介大都采取美国文学史家约翰·梅西的观点:在批驳布鲁克斯立论“偏激”的前提下,充分肯定马克·吐温的成就。由此,在这一观念长期主导之下,马克·吐温遂以“三副面孔”呈现在国人面前:第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批判者;第二,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作家;第三,幽默而富于人性的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竞选州长》被列入初中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将这一短篇改列为选读篇目)——众所周知,从上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初,全国中小学统一采用一本教材和一个大纲。因此,尽管这一短篇在美国几乎无人问津,尽管其中口语化的幽默表达在翻译成中文后大为“失色”,但并不妨碍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至少有几代人、几亿人“精读”了这一“名著”。按照教学大纲的权威表述,因为“这篇小说的思想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今天,它依然是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和欺骗性的好教材。”

  从这一事例,依稀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对待马克·吐温文学遗产的不同态度。在美国,直到近些年,人们记忆中的马克·吐温更多是一名幽默作家(入选中小学教材的是《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而不是讽刺作家或社会批评家。斯坦福大学谢莉·费希尔·菲什金教授认为,造成这一“误读”现象的原因是“政治”——冷战时的需求使得马克·吐温较为严肃的文学成就遭受扭曲。她的结论是,马克·吐温对社会的嘲讽和批评之所以在美国受到忽视,而在中国却被大书特书,事实上乃是“出于同样的(政治)原因”。但问题是:高擎“批判现实主义”大旗的外国作家非止一二,为何马克·吐温受到特别“优待”?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从他的“中国情结”谈起。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作者:(美)·

  校译:(美)彼得·艾克什兰

  版本:南方出版社2017年2月

  2

  克·吐温的“中国情结”

  1862年,马克·吐温在内华达《企业报》担任撰稿人,初次接触到美国西部的华人。由于“黄祸论”泛滥造成的负面影响,他对华人抱有偏见。后来,马克·吐温担任《晨报》记者,此时他撰写的有关华人的报道同样不乏讥讽和主观臆断。比如,在名为《鸦片走私者》的文章中,他写道:“中国人的精明真是高深莫测。可以说,他们的语言里几乎找不到表达抽象的善、恶、好、坏的词儿。当然他们是要区分好和坏的,但只针对具体的事情,比如经商、借贷、贸易等等。对他们而言,一切事,达到目的就是好的,没达到目的就是坏的。在筹谋方面,他们重在成事,并为之费尽心机,比如如何规避很重的鸦片关税。至于良心,他们是在所不计的。”

  然而,数年以后,随着马克·吐温对华人的了解逐渐加深,他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转变。比如1870年,他的连载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借用英国作家奥里弗·哥尔斯密书信体小说形式,描述中国人艾颂喜怀抱希望前往自由之乡美国,却受尽残害与屈辱并被强行送进监狱的经历。1872年,马克·吐温半自传体小说《苦行记》出版,其中有一章专门描写开发西部的华人生活。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赞扬华人吃苦耐劳和忠厚老实等优秀品质,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他还满怀义愤对美国的种族主义予以谴责。1877年,他与布莱特·哈特合作撰写以中国洗衣工为主角的剧本《阿新》,表达了同样的批判意味。此外,他曾以《对一个孩子的可耻迫害》为题,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刻画弱小族群如何遭遇歧视、饱受欺凌。他的另一篇短文《中国佬在纽约》,描写某茶叶店以装束奇特的中国人招徕顾客的故事,对把中国人当作动物式的展品之举表示极大的愤慨。

  

  根据黑白照片重制而成的马克·吐温彩色照片。

  1871年在《哈珀周刊》刊载的《一个恭顺的民族》一文,在同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通过实地考察和亲身经历,马克·吐温描绘了华人生存的悲惨现状,饱含同情之心:“他们是最顺服的族群,白人不是对他们视而不见就是虐其如狗,而他们仍然处之泰然,不把最粗野的谩骂和残忍伤害放在心上。这些中国人是那么安静、温和、稳重,不醉酒,每天从早忙到晚。我敢说,胡闹的中国人少而又少,更没有一个懒惰的。只要中国人的手还能动就不求别人的帮助,总能找到活干,从不像白人那样怨天尤人。”他赞赏中国人的节俭:“中国人从不浪费,我们这些基督徒认为是垃圾的,他们总能加以巧用。中国人把白人废弃的生蚝与沙丁鱼空罐收集起来,熔炼成能卖钱的合金材料。他们甚至收集烂骨头用来制造肥料。”然而这样勤劳而驯良的族群却横遭欺凌:“正当我写这篇稿子,听到了骇人听闻的消息,大白天在三番市一群无赖用石头把一位温和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边上站满了无动于衷的围观者。”——作者的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史上第一部全黏土动画长片《马克吐温的冒险旅程》(1985)。以马克吐温与哈雷彗星的因缘为基点,讲述马克·吐温与几个小孩乘坐飞艇访问彗星的奇妙冒险。

  当然,作家对海外华人“国民性”的分析也较为客观。比如吸食鸦片和滥食动物,“名叫约翰的中国人很喜欢这样的吸法,这让他心平气和,每次吸一打烟泡便安然入睡,如同进入了他自己的天堂……那儿的天堂有他的洗衣生意,有丰盛宴席,哪怕所吃的是老鼠和燕窝。”还有比如赌博,“吴洪先生,他是个专做私人彩票的贩子,这类彩票庄子在中国人居住区中足有一打。每三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彩票庄家,其余的人都凑份子钱。”——该文发表后,由于读者强烈反对,调查记者马克·吐温因“袒护中国人”被迫辞职,自此走上职业作家之路。而更为不幸的是,他离开旧金山不久,在中国城便发生了惊天血案:五百多白人闯入唐人街将十九名无辜华人残忍杀害。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旅居国外数年的马克·吐温,重回美国的第一天,便向记者发表声明:“我是个反帝国主义者。我反对美国雄鹰把爪子伸到别人的土地上去”。同时,他在给友人信中说:“现在全中国都起来了,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在受欧洲掌王权的强盗的欺负。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都轰走,而且永远不让他们再回去……为什么列强不退出中国,让中国自由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呢?事情都是外国人闹出来的,只要他们能滚出去,那是多么大的好事。”最后他预言说:“中国终必获得自由,拯救自己。”

  《汤姆·索亚历险记》

  作者:(美),

  编译:立人

  版本:天地出版社2016年8月

  1901年,马克·吐温在《北美评论》发表名篇《致坐在黑暗中的人》——这篇文章被称为“反抗文学的代表作”,是投向国际霸凌主义分子的重磅炸弹,激起强烈反响。此前他的朋友豪威尔斯曾警告他不要发表此类作品——戏称他应该“先去上吊,免得被别人吊死。”然而,马克·吐温并未因此而退缩,相反,他通过文学作品,以及大量政论、杂文和演讲等方式对美国的反华排华行径给予无情的抨击,诸如《致我的传教士批评家》、《施私刑者的合众国》以及《托钵僧和傲慢无礼的陌生人》等等,皆为振聋发聩之作。在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斯托姆菲尔德船长的天国之行》中,他还描绘了一幅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人民齐聚天国、共享幸福的理想图景。在逝世后发表的《神秘的陌生人》(1916)以及《自传》手稿中,马克·吐温对中国仍念念不忘,声称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正义立场,是他“安身立命、不能自已的信念”。

  据史学家考证,马克·吐温对华人态度的转变受到两位友人——容闳和蒲安臣——的影响。容闳是清廷“幼童留美”项目的负责人,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抵达康州,马克·吐温的两个女儿成为幼童的同学,作家本人与容闳也结为好友。1881年,留美幼童计划夭折,容闳与马克·吐温前往纽约面见前总统格兰特,请求他从中斡旋(格兰特访问中国时曾专门与李鸿章面商此事)。另一位好友蒲安臣(1820-1870)是美国共和党创始人,对中国素有好感,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后来又代表中国出使美国,是近代中美交通史上的重要人物。1870 年,作为清廷“全权使节”的蒲安臣出访俄国途中患病,病逝于圣彼得堡。马克·吐温撰写祭文《悼蒲安臣》,称他的逝世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种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他已成为世界公民”,并盛赞他“具有骑士般大慈大悲的胸怀和崇高的善意” 。

  在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排华情绪蔓延的氛围下,马克·吐温对中国人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大胆地揭露和谴责,充分体现出一位作家的社会批判责任和人道主义情怀——事实上,和哥尔斯密、蒲安臣一样,马克·吐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堪称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世界公民”。

  3

  文学之旅:马克·吐温在中国的传播

  尽管毕生从未到过中国,但马克·吐温的中国文学之旅在晚清时期便已开启:他是第三位被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作家——前两位分别是诗人朗费罗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他最早被译介的是两个短篇:一篇是《俄皇独语》;另一篇则是《山家奇遇》(The Californian’s Tale,现通译为《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由吴梼从日文转译。译者的宗旨在于“选取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西方文学作品以实现本国民族主义的心理投射”,进而让中国读者联想到赴美华工沉陷于“淘金”的泥沼无以自拔的“活死人”惨境。该文于1906年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上刊登——作为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人物,李伯元选载此文明显是“顺应了当时的政治思潮”。正如日后周瘦鹃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中所言:首选此文移译“若非偶然,定是独具眼力”。

  1914 年,《小说时报》刊登包天笑翻译的《百万英磅》。此外,曾虚白、赵家壁等名家皆有相关译文评论行世。曾虚白在《美国文学ABC》(1929)一书中评价马克·吐温:“他实在是穿着小丑衣服的人生哲学家”;张越瑞编译的《美利坚文学》(1934)介绍《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时,提到小说主人公的“哈姆雷特问题”,也极富见地。1932 年,马克·吐温的代表作之一《汤姆·索亚历险记》由月祺翻译,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引发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小说月报》“译丛”栏目刊登顾毓秀翻译的马克·吐温短篇《生欤死欤》,译文后有茅盾的“雁冰附注”,提及“去年出版的有《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一书,总算是研究吐温的最好的书,很可以看得。”——茅盾宣称布鲁克斯大著“最好”,可见他对马克·吐温有一定研究,尽管写作风格未必受到他的影响。

  与茅盾相比,鲁迅对马克·吐温及其幽默风格无疑感受更深。1931年,鲁迅在邻居搬家时无意中看到《夏娃日记》,心生欢喜,立即让好友冯雪峰转交李兰翻译。他之所以选择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以及匈牙利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加以出版,最初其实是因为其“插图之精美”以及作家如尼采般“愤世”——正如鲁迅在《夏娃日记》小引中所言:“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后来却“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鲁迅赞赏马氏风格的幽默,矛头其实是指向“论语派”的林语堂及其所倡导的“为幽默而幽默”。他认为“幽默”(该词中译为林氏首创)既非国产,中国人也并非长于幽默,而当下情势又实在“难以幽默”;于是林氏鼓吹的“闲适幽默”也就免不了走样:未能针砭时弊,相反却堕入“讲笑话”和“讨便宜”的流俗。很显然,鲁迅向来注重创作的社会效果与现实意义,反对把幽默仅仅理解为“滑稽”与“发笑 ”。在这一点上,他绝对堪称是马克·吐温的“隔代知己”。

  《亚当夏娃日记》

  作者:(美)

  等

  版本:外文出版社2017年8月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吐温毫无悬念地成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利器”。1950 年《人民文学》刊登茅盾的《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一文,指出马克·吐温暴露出美国统治集团的面目,因此为商贾大亨们所痛心疾首。同年,《光明日报》刊登吕叔湘《吐温的著作的失踪》,通过评述马克·吐温小说《神秘的陌生人》来抨击抗美援朝时期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1960年,《世界文学》刊登老舍在马克·吐温去世50周年之际发表的讲话:《马克·吐温——金元帝国的揭露者》。在讲话中,这位同样以幽默见长的中国作家,称赞马克·吐温是“美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名活跃的社会批评家——而不仅仅是一个讲笑话的人物。事实上,这也是作家马克·吐温另一面的真实写照:他主张“幽默只是一种香味,一种装饰”,批判和战斗才是他的用意——他在接受采访时曾坦言:“我本人一向是说教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之后长达二三十年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马克·吐温研究一度出现停滞之势,“诗学阐释的缺位使得马克·吐温沦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批评的权宜性工具”——这一状态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才出现根本性转变。此后,国内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再度掀起高潮,而与以往不同的是,翻译选择的标准也逐渐从片面强调政治性和革命性逐渐转向艺术性。而从文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生态伦理批评等不同角度对马克·吐温及其作品做出的跨学科阐释,尤为令人耳目一新。

  

  

  位于康涅狄格州的马克·吐温故居。

  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吐温与中国”的研究更趋深入化和多元化。2005年,康奈尔大学开展“马克·吐温在中国”的专题项目,中国学者苏文菁参与研究。2014年,《纽约时报》发表秦艾米(音)的文章“中国对马克·吐温的持续热爱令人费解”,探讨一个多世纪以来作家马克·吐温的中国文学之旅;2015年,香港大学美国研究项目专家黎雪莲(Selina Lai Henderson)出版《马克·吐温在中国》一书,资料翔实,引人入胜,被《斯坦福书评》誉为“马克·吐温中国历险记”。据其考证,仅《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一书,在大陆和港台地区发行的汉译本便有90种之多,堪称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马克·吐温的肉身已死,但他的中国之旅并未结束,因为他的作品仍被广泛译介和研究。”——当然,还应该加上他的警句和格言,比如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流传甚广的“当真相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全城”。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杨靖;编辑:徐伟;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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