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性:二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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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世联

  来源=《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

  从“耶拿小组”到“法兰克福学派”,德国传统的现代性批判已是现代思想中的一支跃动不已的血脉,由于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晚到和偏颇所引发政治历史悲剧,使得人们较多地注意到反抗现代性思潮可能导向的对社会/政治现代化的排拒。但现代性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召唤的反抗现代性的精神要求却远远不是“普鲁士方式”的附产品,任何一个现代化运动中的国家,几乎都生发出了一股与现代化运动一体两面、如影随行的反抗现代性的文化冲动。现代英国文化中阿诺德-利维斯传统的文化批判之值得注意,在于它表明反抗现代性不只是德法两国的激进分子,也是具有强大市民社会传统,以经验的自由主义著称的英伦岛国对现代化的反应。

  阿诺德的文化概念

  19世纪的史学家们往往把“工业革命”看作是像玫瑰战争一样是英国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从20世纪的视野看,工业革命有远远超过玫瑰战争的世界性意义。但工业革命毕竟不像战争那样有确定的发生时间、地点和可以判断的影响,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据《牛津英国通史》介绍,1827年,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首先使用“工业革命”一词,这显然是比拟法国大革命而来:政治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1830年左右,持久性的工业革命进入英国意识,又过了30年,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人,才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好处。据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说,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一些对于今日世界极为重要的词汇首次成为英语常用词。与本文相关的有三个词,“工业”在此之前是指一种特殊的人类属性,有技术、刻苦、坚毅、勤奋之意,而此后则被赋予了一个活动的群体、一种机构、一个正在创新的制度的含义,19世纪30年代,这个制度首次被称为“工业主义”;“艺术”在此前也是指人类的一种属性,一种“技艺”,艺术家指技术熟练的人;但从此开始,“艺术”被用来特指一种想象的或创造性的艺术,艺术家则指具有一种与一般才能不同的“天才”的特殊的人;“文化”在此之前基本上是指“培养自然的成长”,可以类推到人类训练的过程,此后则获得了丰富的含义,通常指某种事物的文化,指心灵或社会追求完美的普遍状态,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甚至扩大为一切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语义转换的实质是工业社会降临后人文精神的自觉,至少是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有一种区别于那种正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的独特的人类活动领域,这一领域不但高于实际的社会运动和价值判断,而且是缓冲社会矛盾、提高人性境界的一种途径,这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种抽象与绝对从社会运动和思想变迁的总体过程中浮现出来,越来越取得艺术和美的属性,并据此而与"工业主义"对峙,承担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职能。

  工业革命凯歌高旋的18世纪中叶,英国诞生了它的现代文化传统,这就是以柏克、浪漫派艺术家(包括华滋华斯、科勒律治)、卡莱尔、纽曼、阿诺德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传统”;以萧伯纳、贝尔和弗莱等人的“新美学”、吉辛、休姆为代表的“中间时期”;以劳伦斯、托尼、艾略特、利维斯、奥维尔等人为代表的“20世纪的见解”。他们以传统与审美的名义,对政治-经济的现代形式抱有怀疑,对社会生活中的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表示否定,试图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发展一种具有社会价值与审美特质的文化艺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世纪的阿诺德和20世纪的利维斯。

  阿诺德(Mattew Arnold,1822—1888)出生名门,做了35年巡视学校、示范上课、撰写各种报告的政府督学,但他勤奋异常,早年以诗名世,中期因文学评论而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批评家,晚期则从事文化批判。中国读者对此人并不陌生,“五四”时代古怪的辜鸿铭先生就从他的思想中吸收过营养,1927年,朱光潜先生曾在《东方杂志》上长文介绍过他;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他的评论选集。但除辜鸿铭外,我们只把他当作19世纪英国最大文学批评家,以至于近年来颇为热闹的文化批评也忽略了他。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英)马修·阿诺德/著

  韩敏中/译

  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2012年7月

  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化主义”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在英国这样一个重视传统的国度,阿诺德被认为是文化主义的奠基者。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一是以终生的努力主张教育由国家公办,以此作为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机制,并以教育来抵制日益机械化和物质化的文明。这表明他已经对文化的商业化、工业化的警觉;二是他以大量的批评论著发掘文学对人性的良好影响,批判刚刚露出苗头的工业社会对文化的伤害,宣传以教育救赎文化。

  英国人素称稳健保守,但它的文化也孕育过几个强硬的人物,阿诺德算是其中一个。按朱光潜先生的说法,生在维多里亚盛世的后期,英国家家都在歌诵太平,以为英国文化好到无以复加了,独有阿诺德跳出来大叫:你们都是一般的腓力斯人啊,只有自由思想才可以引导你们向光明处走,快从迷梦中觉醒吧!“腓力斯人”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我感觉良好不谋进取的人。维多里亚时代弥漫着社会稳定、物质繁荣、科学进步的满足感,10个英国人中有9个相信现在如此地富裕可以证明我们的伟大和幸福,腓力斯人的腔调主宰着一切话语,它的务实态度和生意经向心灵世界渗透。与阿诺德同时代的卡莱尔用“机械时代”来指称现代社会,“不仅外在的物质方面由机械所操纵,内在与精神方面也是如此。这种习惯不但规定了我们的行为模式,也规定了我们的思想与感觉模式。人的手固然变成机械,脑和心也是如此。”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对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教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在文化教养、内在完美,而只是获取工具性的知识和信息,使得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不断下降。阿诺德的工作经验和批评实践使他对这一切忧心忡忡,在迟暮的晚年,他拓展了他那如日之升的文学评论,走向社会文化批判,捍卫人文学科的研究而抵制科学训练和职业技术的日益蚕食,矫正物质主义、机械主义对文明和人性的扭曲。

  其实,从现代性降临的那一刻起,它的多重面目就呈现出来,在举国欢呼的征服性的力量和解放性的意义之外,英国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现代性的批判传统,柏克指出现代民主的趋势之一是暴政,骚塞揭发人被贬低为机器,浪漫派艺术家抗议文学成了一种贸易,狄更斯发现整个工业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人性精神形成的、充满侵略性的哲学。阿诺德第一次把此前英国文人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武器提炼为一个名词:“文化”,并为它下了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文化的目的在追求完美,其方法是掌握人们迄今为止所想出的和所说的最好的东西,通过这种学习,用新鲜的和自由的思想之泉去冲掉自己陈旧的观念和习惯。”这个定义有两个关键词。文化是人追求完美的活动,是“追求”(persuit of)的活动而不是某种状态或成品才是文化的本质。"最好的东西"只是文化活动得以进行的媒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文化不是少数文化专家的职业,而是原则上人人都可以也应当追求的活动。追求的目标是发展我们人性的“完美”(perfection),“文化即对完美的研究,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所有的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完美就是普遍健康的身心和谐,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确定的状态,而是在一种渐变的过程中永远趋赴的理想。

  

  《文化与社会》

  (英) 雷蒙·威廉斯/著

  高晓玲/译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2018年9月

  "文化"这个概念在英国的第一次出场,就被安排在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立的位置上。阿诺德在政治上是柏克信徒,也认为现实社会良莠并存、善恶掺杂,如果在政治行动上单纯追求纯而又纯的完美,结果,只能像法国革命那样陷入专制与腐化的歧途。但在文化上,我们追求的却必须是纯而又纯的普遍的完美,“完美”并不是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能够引导我们趋向完美的是人类迄今所说出和所想出的最好的东西,它主要是文学艺术而非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阿诺德认为,文学的眼光超越机械,是美与智的结合。诗歌是最美好、最感人、最广泛的说明事物的方式,是人类语言所能达到的最宜人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文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既解释自然也解释道德界,既有自然魔力也有道德深度,作为一种情感型的思维,文学与仅靠逻辑思维的科学属于不同的等级,它的思想与真理接近的程度,是科学无法比拟的,它是知识的精神与精华。崇高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它向我们原初的人类感情、向人类本性的基本部分倾诉,是人生的批评。所以文学不仅可以补科学之不足,填补如诗人骚塞所说的“计算来了,感情走了”的空白,而且承担宗教的职能,“没有诗,我们的科学就不完备,而今天我们大部分当作宗教和哲学看的东西,也将为诗所代替。”文学和宗教一样,主要是通过感情和经验发挥作用,它可用来完成宗教未完成的思想教育作用,以情养德,代替宗教作为绝对价值的基础。

  因此,“文化”不是人类活动的某一领域,而是对现代生活实施批判的一种价值和力量。“诗是在诗的真与美的规律所规定的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批判。我们民族的精神,就要随着时间的前进和其他助力的削弱,在这种生活批判的诗里找着慰藉和支持。”阿诺德的主题是文化对无政府状态的克服,他对现代性的主要诊断是个人主义和民主可能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当个人的意见成为惟一的标准时,就会出现精神上的无政府,当阶级发挥其力量时,则社会上就可能产生无政府。在当时的社会,他看不到一个阶级可以承担社会整合的使命:贵族(野蛮人)之所以无用是因为他们极力维护现状,不能自由地发挥出各种新观念;中产阶级(市侩)之无用,因为他们只追求外在的文明;劳动者(群众)之无用,他们或者像中产阶级一样文明,希望尽快成为市侩,或者堕落到兽性,成为黑暗的贮藏所。希望在于在每个阶级中都有少数"残留"的"异己"分子,他们并没有完全受到本阶级一般概念和习惯的束缚及损害,引导他们的并不是他们的阶级精神,而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精神和对人类完美的爱,解决社会矛盾程序和方法,就是通过教育来唤醒他们心灵中潜伏的为阶级意识和习惯的缺陷所蒙蔽的“最佳的自我”。诗作为人类“最佳自我”的特殊官能将为美以及各方面完美的人性设立标准,来实现更大规模的人性的完美,来拯救我们。阿诺德断言,目前局势的中心不在下院,而在国家这颗骚动的心灵中,能致力于此的人就是今后20年中具有真正影响力的人,诗也将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东西。

  阿诺德赋予文化以诗美的内涵和批判的功能,确立了英国文化批判的范式。文化就是他为当时的腓力斯人开具的“自由思想”,非功利性,好奇心,开放性,自由传播等等,即是其特征。公众可以也必须通过这种文化活动,意识到西方的全部传统和经典名著的价值,接受到先人留下的最好的东西,破除狭隘的民族视界和中产阶级陋习,摆脱眼前实利(政治的和经济的)局限,超然于庸俗现实之上。阿诺德对此是乐观的,1880年,在给《英国诗人》写的序中,他认为“诗的前途是远大的,因为我们民族会随着时间的前进,在不负自己的崇高使命的诗里,找到愈益可行的支持。没有哪一种信念不发生动摇的,没有哪一种信奉已久的教义不被怀疑的,没有哪年一种大家接受的传统不要解体的。”现代性动摇了稳定的传统,宗教的衰落使社会整合力下降,只有文化可以为动荡不安的社会提供感情准则和基本神话。无疑的,在"利益动机膨胀为一种社会理想"的现代社会,文学经验这一想象的世界有充分的理由却无现实的力量,但阿诺德这种具有诗化特征和意识形态性的构想仍然是必须的,如果想象的世界也屈从于现实的逻辑,那么想象也就自我取消自我否定了,人性和世界也就没有另一种可能了。

  利维斯的语言怀旧

  阿诺德注意到:“有人时常逼我们说,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遇见的将是众多的普普通通的读者,大量的普普通通的文学,而这样的读者并不需要也不欣赏比这更好的文学,而供应这样普通的文学将是大规模的和大发财的工业。”但他还是相信古典的东西、好的文学是会流通的,这是“由于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一那就是人类保持自己生存所具有的直觉,不能不使事情这样。”

  两种态势都得到了证实,有阿诺德参与努力的“新教育法案”于1870年实施,教育普及,识字人数激增,但至少是部分地由于这个进步,20世纪的文化产品确实像阿诺德说的是“大规模和大发财的工业”为普普通通读者生产的普普通通的产品,他所倡导的审美文遭遇新的挑战。另一方面,诗仍然在流通,并扮演了批判大众文明的角色。阿诺德的当代传人是剑桥大学的利维斯,也是一个有着强硬的、不妥协的个性的英国人,在1933年的《文化与环境》和1943年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他显然已经把大众文化作为主要的批判靶子。利维斯的关键词是文明与文化的对立。这两个词究竟在什么时候、由何人首次作出区别现在已很难考定,它在德国传统中源远流长,可能是由受到德国美学陶冶的柯勒律治把它引入英国的。大体来说,文明指物质化的外在成果,文化指内在的人性教养。

  以此对立为基础,利维斯的文化理论上其实就是两个概念,一是“少数人”即精英,二是“语言”。《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一开始就说,在任何一个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与文学欣赏总是依赖于少数人,只有少数人才能作不经提示的第一手的评判。公认的价值是一种以比例很小的以黄金为基础的纸币,任何时代,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与这种货币的状态密切相关。欣赏艺术的能力不只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范围,其中还蕴含着对艺术与理论、对科学与哲学的敏捷的反应。少数人保存了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那些部分。只有依赖他们,我们才有能力从过去人类经验的精华中得到好处,一个时代才会有安排更为美好的生活的固定标准,才能意识到这个意识胜于那个价值,这个方向不如那个方向可行,那个中心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绅士们永远摆脱不了精英主义。对于阿诺德来说,“少数人”是社会各阶级中较少具有阶级意识的“残余”;对于阿诺德来说“少数人”是文学批评家。他们能保存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批判主体的缩小反映了文化批判重心的偏移,如果阿诺德还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识的话,那么,利维斯则主要是一种审美批判。

  审美的批判其来有自。不同于阿诺德一般地批判现代文化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还有猖獗横行的大众文明:报刊、广告、流行小说、电影、广播。这一强大的工业体系威胁着传统的思想与感觉方式,形成了“我们的文明所特有的那种对虚伪的反应深思熟虑的利用”。这不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虚假的生活世界的表象。利维斯认为,近代史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工业革命以有组织的"现代国家"取代作为有机共同体的“旧英国”,其结果是两种生活方式:与旧英国相联系的是村民根据自然环境来表达他们的人性,满足他们的基本的生存欲望,他们制作的东西,如小屋、谷仓、麦堆和马车,连同他们的人际关系一起,构成了一个与自然环境一致而且是势所必然的生活环境,以及调整与适应上的一种微妙。与现代都市相联系的是现代劳动者、职员、工人只为了他们的安逸而生活,但他们得到安逸时却不能过上安逸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对他们自己毫无意义,只是为了他们的生计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从何而来,也看不出他们自己的工作在整个人类计划中的位置和积极性。利维斯这里所说的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确无新意,素朴的村民生活代表了现代性每天都在摧毁的天真、神话和悠久的传统,这是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的目标,而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早已由从席勒到马克思的“异化”作了经典性概括。

  古今对比指向的是大众文明,有机社会的文化,比如民歌、民间舞蹈、富有诗意的手工产品,这些东西有序而多变,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中交往礼节,包括那些在记忆达不到的古老经验指导下的人与自然、与季节月令的变化节奏之间的相互协调。在对美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批判中,利维斯坚决认为,大众文明并非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一种为利润而不是为使用而组织生产的工业主义的结果,这种利润动机只关心销路而不关心质量,批量生产的大众文明的产品,使人的生活质量和审美趣味急剧下降。比如电影尽管不断增加创造性的手法和成分,却始终不是一种真正艺术形式,只能使观众在接受催眠的状态下获得低廉的感官刺激;广告更是滋长了人们的无边欲壑和轻薄的乐观主义,接受工商机构向他们推销的人生观。一个有教养的少数人团体产生的可能性正在受到英国电台和报纸的破坏,为大众文明操纵的大众社会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现代生活的进步的本质是物质水准的上升和精神水准的下降,进步要打引号。

  我们当然可以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作出另一种描述,比如乡村生活中的赤贫、疾病、愚味,现代生活也不只是毫无意义。但利维斯恋恋不忘秩序井然的田园时代,他坚信传统文化是人类合作创造出来的最优美的东西,它只有靠文学才提供给我们。概括他的理由,一是文学面对的是有机的全面完整的人,它能够培养其他学科所不能的人的理智和感觉,它造就的是敏感的感受、准确的反应和具有微妙的综合能力的智慧,一种既有分析能力又有综合能力,既有持久性和稳固性又有变化性和灵活性的能力,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人。二是文学有自身的目的,这就是解开生存之谜。科学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文学生动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做人意味着什么?人凭什么活下去?与别人发生有意义的关系意味着什么?由此传达了一个民族挑选出来的最好的经验,表现了有关人类生活的传统智慧。所以文学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自身,而在于它包孕的传统和创造性能量。对此,我们不能因其感伤的怀旧而不顾。如果承认人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承认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抽象性,那么利维斯的分析就是有说服力的。现代性是西方理性主义多元因素在特定时空中聚合的产物,有其必然性与正面价值,但并不是具有完美性和理想性,传统性有与现代性比较、商讨的潜力,特别是有关生活的意义问题,现代性就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

  为什么是文学而不是其他什么成为传统的保存者、传递者?利维斯把问题集中在语言上。语言只有在接近具体事物的真实状态时才是健康的,不包含实际经验的语言是一种退化的语言。在"有机社会"死亡之后,从机器到电脑,从肥皂剧到流行音乐,大众文明的语言抽象而贫乏,与具体的生命经验毫无关联。但在文学中,语言仍然表现了生命的感受经验,保留了语言中最深奥、最优雅的用法,丰富多彩,富有美感,传统只有在文学语言中才依稀可辨,我们只有在与文学语言密切而微妙的交往中才能体验到传统中最好的东西。“我所说的‘文化’指的就是对这样一种语言的使用。”利维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语言质量是这个社会中的个人生活水平社会生活质量的最鲜明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不再重视文学,也就自绝于曾经创造并保持了人类文明精华的推动力。而大众文明恰恰在污染着语言,使语言丧失了活力,所以要捍卫莎士比亚强劲有力的语言,使之不受报纸语言的败坏。

  有机体、传统、道德、最好的价值等等,利维斯自觉继承阿诺德的传统。在摧毁了西方近代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利维斯和他的同志在剑桥大学以《细绎》(“Scrutiny”)为阵地,发起了一场道德与文化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起点是,为什么英国文学不仅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一种最能促进文明的学问?文学与其说是一门学术,不如说是与文学本身休戚相关的传统价值的体现。因此,尽管利维斯派因其对文学作品的细读解剖、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文的字句”上而成为“新批评”的前驱,但他们的出发点始终是,文学与更深一层的整个历史与社会的本质密切相关,批评创造了各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对价值共通一致的认识,使文学作品引起丰富多彩的、多方面的、成熟的、有鉴别力的、道德上严肃的反响,用文学把人武装起来,在一个充斥着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的大众文化的环境仍能与传统接触。这一点,利维斯有强有力的英国传统的支持,在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即使像华滋华斯这样优美宁静的诗人,也极有兴趣地致力于研究并批判当时的社会;在20世纪初,以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著称的形式主义美学家贝尔、弗莱等人,也顽强地排除艺术中自私的、功利的考虑,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英国文化意义上的“形式”始终是有着深切的内容,“艺术具有一种社会功能”是英国文化批判的中心信条。

  从阿诺德到利维斯者不相信现代性拥有“最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所谓的“有机社会”、“最好的东西”等等都是过去了的。他们当然知道,人类不可能再回到那个黄金时代,但提出这些东西又不仅是为了反抗现代机械社会而制造出的一个神话。事情正像利维斯说的“对旧秩序的缅怀必须主要是促进去走向一个新秩序”。确实,如果一个社会赖以维持和自我论证的只是它自己直接的、当代的经验,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贫乏的、脆弱的社会;如果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意义之源只是自身经历和拥有的一切,那么这个人的生活世界就非常逼窄而空虚。以传统作为批判的资源,不仅是因为与现代性不同的只有传统性,也因为只有传统才能顽强地沟通为现代性断裂了的人和历史的连续性。真正的问题倒是,不只是文学艺术中,而且在任何其他的文化载体中,都有那个逝去的有机社会的遗风和残迹,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文化的连续性。从这一点看,利维斯文化批判的基础是狭窄的。可以为他作出辩护的是,只有在审美经验中,“过去”才仿佛“现时”一样面对我们发生作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就强调这一点。

  文化批判:英国与德国

  说到德国哲学不是随意的。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中认为,阿诺德的批判思想既非新异之论亦无鲜明的自家特色,无非是重复德国歌德、洪堡等人的“修养说”。利维斯也有这个问题。当然,反抗现代性思潮无疑以德国最为沉雄浩大,但是,正如艾恺所说,德、法、英各国批判上的类似并不是由于影响的关系。英国文化批判即使在与德国一致的地方,也有它自己的特质,他们对传统和有机的强调启示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取向。

  英国文化批判起源于批判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哲学家柏克。柏克反对引发法国革命的启蒙主义的理性,坚信理论渗入政治实践带来的道德和政治的邪恶,坚信社会不能像机械那样计划。他强调历史与自然的同一,人的职责不在于将他们纯然抽象出来的秩序强加于自然是在于认识到事物中隐含的秩序,在于对历史的成长的社区及其种种体制所具有的情绪纽带。他对英国感到满意:“我们怕的是每个人单只是依靠自己个人的理性储存而生活与交流,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每个个人的储存是微少的,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总的库存和资产的话。他们就会做得更好。我们的许多思想家不是去破除那些普遍的偏见,而是运用他们的智巧要发现贯彻其中的潜存的智慧。”社会确实是一种契约,但国家却不像为了一些诸如胡椒、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无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协定,而是全部经验和传统的凝结,它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从柏克的思路看来,不但大革命的政治理念是人为的构造,人的构造能力的膨胀本身就是现代性的神话。所以在对大革命的批判中,柏克已经提出了英国文化批判的基础:“有机”的生长与“机械”的制造的对立。

  这种保守主义其实是一种浪漫主义,但由此引发的现代性批判与德国不同。最主要的是历史情境的差异,对英国来说,现代性的原则和历史展开并不是外来成分,现代变迁并不引起认同危机,他们没有因此而导致民族情绪的强化和灾变;批判之声回荡在维多利亚的黄金盛世一一没有德国式的国破家亡的“衰世之音”,而是面对现代性中人的困境所作的文化调整和审美矫正。而它之所以没有造成如德国浪漫派那样的对市民社会的戕害,理论上的原因是柏克的保守主义始终是它的底色和基调,有机和谐的始终是他们的理想。当现代性蚀解了传统的有机性时,他们发现,审美文化所具有的丰富意义和共通感可以帮助弥合社会裂缝,修复社会整体。阿诺德、利维斯们具有清醒的界限意识,他们只是立足于文化教育,试图从少数人开始,逐步培养公众良好的趣味和社会各阶级的情感联系,使人成为更好的人。与阿诺德同时的摩利斯就说过:“我们要的是尽可能使我们的教育成为我们与受教育的人们之间的一种交流绸带。”20世纪的桑普生则认为:“如果剥夺工人阶级子女分享非物质财富的权利,那么,他们很快就会以威胁手段要求实行物质共产主义。”伊格尔顿把英国批判传统的社会追求概括为:“如果不抛出几本小说给群众,他们也许就会筑起街垒以示回敬。”在这些方面,他们的成就是确定的。阿诺德第一个主张废除以学校考试成绩为政府津贴标准的陋习,第一个提倡强迫性普及教育,对英国的中小学教育贡献极大;而当利维斯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他在剑桥大学的办公地),用英国学者斯坦纳的说法,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英国文学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以乔叟、莎士比亚、琼森、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作家、玄学派作家、班扬、蒲伯、塞缪尔、约翰逊、布莱克、华滋华斯、济慈、奥斯丁、乔治·艾略特、霍普·金斯、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T S 艾略特、劳伦斯等为主线的英国文学版图的绘制等,都要归功于利维斯。“一个文学批评家在改变他所处时代的精神趋向方面竟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竟能以自己的理论坚毅步伐大大推动文学鉴赏力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事实。”它表明,现代人良好的鉴赏力必须汲取政治-经济的现代性之外的资源,而在大众政治-经济完成了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中,传统将主要在文化/审美之维生生不息。

  英国文化批判是比较纯粹的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审美批判,它只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在强有力的民主体制的平衡下,他们弥补了现代文化的抽象性和机械性,维护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审美特性和道德价值。他们也有自己的抽象性,柏克反驳19世纪的骚动与混乱的初兆的凭借是18世纪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状态,这一稳定到阿诺德时代已不复存在,但强调秩序以抵制一切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强调人能通过教养而逐渐完美的观念的理想高调,却使这种文化批判不会干扰日常生活,不会走向专制政治。英国批判家们不像德国的文化批判那样发现并加深、扩大社会冲突,颠覆现状的革命意识与他们无缘,他们的批判本身就是建设性的,心理建设,情感建设。连把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想在文学中建立一个"新的人类世界"的激进作家劳伦斯,也认为“人自由的时候是当他生活在充满生机的祖国之时,而不是在他漂泊漫游之时。”⒇而在德国,浪漫的批判意识总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向政治行动推演,对现代异化的文化抗议很容易导向对个人权利和民主体制的遏制。

  英国文化批判鲜明特点是其过分强烈的精英意识,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下层群众的耽忧。阿诺德称工人为“皮的巨人”:“人数极多,又原始粗野。没有确定的秩序和安全,我们的这个社会根本就无法生存和发展;随着秩序感和安全感的消失,对我们的威胁通常也就开始了。”然而他们的精英主义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文化生活和审美趣味上,另一方面他们热情满怀地要教化公众,化解社会矛盾和危机。我们当然可以提问精英们有什么权利教育大众,但在具有较多民粹色彩的德法文化批判中,民众却甚少从以他们之名采取的行动中受益。从而,在一般意义上指责文化批判的精英意识是没有意义的。

  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无情批判本身是现代性自我完成的要素之一。是按照人道的和审美原则还是根据理性化的、消费逻辑建设现代文化,是现代性内在的矛盾。如果说文化的现代性就是反抗现代性,那么它与现代启蒙并不对立,而是广义上的启蒙内含之一。这决不能用"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现代性"、"文化批判是革命意识的残余"之类似是而非之论来取消。一个健全的现代化运动必然伴之以反抗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在中国还未真正开始,在这种背景下,不但是英国的文化批判,就是似乎过火的德法文化批判也迫切需要我们作同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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