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病人”的诱人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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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零号病人杜加的故事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纯粹只是一名记者为追求文学素材而虚构出来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这个故事经久不衰?是什么让初始病例这种想法如此诱人?为何我们需要这些故事来理解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事物?我们对这些故事的痴迷又反映了什么问题?

  

  在美国艾滋病历史中

  绰号“零号病人”——盖尔坦杜加

  在传染病词典中,“零号病人”这个术语代表传染病暴发的起始病例,也就是第一个表现出疾病感染症状的人。

  传染病可以追溯到单个个体的想法、对这个人不计代价的搜寻以及对疾病传播路径的描绘,已经成了流行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像《传染病》(Contagion,2011),《十二猴子》(12 Monkeys,1995)和《28天后》(28 Days Later,2002)这样的电影都描绘了由一人引发的传染病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初始病毒携带者伤寒玛丽(Typhoid Mary)早已成了疾病传播者(有时甚至是故意传播)的同义词。

  

  在美国艾滋病历史中,零号病人是一位名叫盖尔坦杜加(Gatan Dugas)的加拿大空乘的绰号。

  人们认为,杜加在海地或欧洲感染上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即艾滋病病毒),把这种病毒带到了北美并传染了数百名性伴侣。然而,杜撰出“零号病人”一词并认定杜加为艾滋病初始病例并非医学界,而是美国记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他的作品《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1987)记录了艾滋病暴发之初的情况,内容穿插描述了纽约和旧金山同性恋群体中艾滋病的传播情况,还控诉了里根政府对艾滋病及其带来的痛苦漠不关心的态度。

  在医学文献中,零号病人的标识是“Patient O”——是字母“O”(outside),而不是数字“0”——表示这个病例的地理位置在加利福尼亚之外,而对艾滋病的研究正是发源于加州。

  然而,希尔茨在书中改称杜加为“零号病人”,并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应该受到所有人唾弃的人物:

  “

  在希尔茨笔下,杜加随意甚至恶意地同伴侣发生性关系,全然不顾他们的健康,即使在医生劝阻后也毫不收敛。

  希尔茨称杜加为“魁北克版伤寒玛丽”,并把他描述为一个“说话带着法国口音的帅气金发”男子,会“在和你发生性关系后,打开房间里的灯,指着他的卡波齐氏肉瘤说:‘我得了同性恋癌,马上就要死了,你也是一样’。”

  自此之后的几十年里,杜加就一直以艾滋病“零号病人”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最近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文章的作者们却发现,实际上,艾滋病病毒早在杜加出现之前就进入了美国。这些研究人员运用新遗传分析方法研究了保存下来的血液样本,结果发现,艾滋病病毒很有可能是在1971年以受污染血制品(如血浆)这样的形式从加勒比海地区抵达美国的。

  因此,杜加,这个被指责为开启美国艾滋病疫情的罪魁祸首,并不是疾病的源头,只是这种迄今已造成全球3 500多万人死亡的疾病的又一个受害者。

  既然零号病人杜加的故事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纯粹只是一名记者为追求文学素材而虚构出来的产物,那么:

  为什么这个故事经久不衰?

  是什么让初始病例这种想法如此诱人?

  为何我们需要这些故事来理解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事物?

  我们对这些故事的痴迷又反映了什么问题?

  即便是在杜加之前,有关疫情暴发的故事中也充斥着零号病人。

  1900年,公共卫生官员在旧金山环球酒店的地下室内发现了一位名叫黄初景的41岁中国男子的尸体。他们怀疑黄初景的死因是黑死病(淋巴腺鼠疫),便立刻下令隔离当地唐人街。一天之内,所有白人都在政府的指导下从该街区撤出,卫生部下令挨家挨户蒸熏消毒,并给所有唐人街居民接种疫苗。

  在20世纪初的纽约,后来被称为“伤寒玛丽”的爱尔兰移民玛丽马龙(Mary Mallon)被强制隔离,原因是公共卫生官员一口咬定她在为那些毫无戒心的家庭做饭的时候故意传播疾病。

  在上面这两个例子中,政府以科学为名实行强制措施,这是利用了当时存在的普遍观点:人的种族和阶级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对疾病的态度和反应。

  零号病人的故事之所以如此诱人,是因为这样一个人物方便了我们在传染病暴发时推卸责任。

  零号病人是明确的疾病传播的载体,让人们注意到了人际接触的潜在危险,并且促使健康人群远离感染者。

  当把零号病人定义为具有明显行为、性取向或种族特征的人时,我们中没有这些特征的人就可以宽慰自己没有得病的风险。

  零号病人既没有自控能力,也没有主动避免把疾病传染给他人的道德信念。他/她越是偏离既定社会规范,就越可能遭受谴责。正如学者普里西拉沃尔德(Priscilla Wald)在《传染病学》(Contagious,2008)一书中写的那样,这种污名化既是“一种孤立感染者、防止疾病扩散的形式”,也是“一种识别病毒主体的手段——这在那些蓄意传染者的谣言里,就演变成了恶意的传播”。

  据报道,杜加的性伴侣数量常年保持在250个左右——他的这种“出格”性行为和明知自己HIV阳性却不加克制的做法都成了公众眼里他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和谴责他不道德的有力论据。

  无论是过去的疫情,还是现在的传染病,零号病人这个形象引发的共鸣,凸显了我们希望将新信息嵌入旧体系的集体愿望。

  零号病人故事中对疫情的描述让我们感到熟悉、感到宽慰。我们需要让这些看似无序的疫情恢复秩序,零号病人的故事正是利用了我们的这种心理。

  这个故事将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划分成非自然、异常、易于滋生疾病三类。

  举个例子,2004年H5N1暴发时公众的言论就是如此——H5N1是当年发源于亚洲部分地区的一种致命禽流感病毒,人类与感染病毒后的禽类(无论是死是活)密切接触后,就很有可能感染H5N1。

  再想想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埃博拉起源于西非的一个村庄,由于森林砍伐过度,感染了病毒的野生动物接触人类的概率大大增加。

  这些现实中的疫情,以及电影《极度恐慌》(Outbreak,1995)和《传染病》(Contagion)中描绘的那些,都把疾病起源地定在了西方语境下这个世界中的“原始”“前现代”部分——通常是非洲或亚洲(非洲人或亚洲人),从来与西方无关。

  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性外表间的碰撞,尤其是资本的国际流动以及承载这种流动的飞行旅行,大大突出了新与旧并存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并切切实实地威胁着全球人类的健康。

  人们在疫情暴发时对零号病人故事的热衷并不只是一种推卸罪责的方式,它还勾勒出了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现实后果的传染病引发的社会反应和政治反应。

  杜加成了HIV的化身,这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影响疾病传播和公民卫生健康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贫困和医疗保障制度)转移到了对个体行为的分析之上。

  20世纪80年代,流行病学理论对男同性恋的关注掩盖了女性HIV携带者人数上升的事实。此外,等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明确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人群时——同性恋者(homosexuals)、血友病患者(haemophiliacs)、海地人(Haitians)以及瘾君子(heroin users),也就是大家熟知的4-H俱乐部——几乎没有人讨论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那么多海地人感染艾滋病死亡。

  最近这些年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例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凸显了全球卫生状况和疫情暴发影响的差异。

  任何旨在尽可能降低未来疫情暴发影响的项目都必须设法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而不只是简单地思考那些保护工业化国家免受第三世界威胁的新方法。

  杜加并非北美HIV源头的声明不太可能改变我们如今对艾滋病这种已经肆虐了30多年的传染病的看法。不过,这确实提供了一个挑战“零号病人”思维定势的机遇,并且也有助于我们反思零号病人影响我们面对传染病时的反应方式。

  这类有关疫情暴发的故事是一种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并进而影响公众健康的工具。杜加恢复“清白”一事应当敲响警钟,警示我们不要再过度迷信零号病人的故事。

  所有这些传染病的源头都是它周围的结构性因素。把罪责全部推到零号病人身上只能让我们忽视更重大的任务:解决影响全世界人民健康的不平等问题。

  本文作者蕾拉梅 (LeylaMei) 现居纽约,是作家、医学史家,研究方向是美国历史,写作涉及疾病、风险、种族等话题。

  ·本文选自《世界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科学评论”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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