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U里默默构建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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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志勇教授的办公室,整洁而朴素,没有流露出一点“腕儿”的感觉。
他很坦率,从专业追求到个人感悟都侃侃而谈,语速流畅平稳,逻辑清晰明确。
“ICU(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嘛,脑速必须快。”他说,“哪怕一瞬间的迟疑,患者的治愈机会可能就差之千里。”
闯进重症医学核心区
他却决定回国憋大招
“当我对美国导师说我要回国,他直接惊叫:AreYouCrazy(你疯了吗)?”彭志勇说着,抬起双手抱住脸颊,模仿导师当年的惊讶表情。
然后,他笑了。
那是在2015年,彭志勇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匹兹堡是重症医学的发源地,几乎全世界所有的重症医学名医都有在匹兹堡学习、受训的经历。
当时,他拥有闪闪发光的履历表:他是麻醉学博士和重症医学博士,通过了美国执业医师执照考试并获器官移植麻醉ICU专科医师培训,拥有香港、美国的医生执业证书。他还是美国重症学会会员、美国麻醉学会会员、美国胸科学会会员、美国肠内外营养学会会员、欧洲麻醉学会会员。发表SCI文章40多篇,参编美国重症医学参考书三部,还是众多医学杂志的审稿人。他还获得过美国肠内外营养学会(ASPEAN)HarryM.Vars 奖 及 PromisingInvestigatorAward,和美国重症学会(SCCM)2009年度奖。
在美国已经顺风顺水、事业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彭志勇突然说,他要回中国。
这也是他的朋友们最难理解他的事情之一。他只要继续留在美国,无论做临床或科研,成名成家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可他放弃了这个令人羡慕的起点,坚持回国,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担任重症医学科的主任。
“我曾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29岁牵头负责协和重症医学科,我对国内的医疗现状比较了解;我在匹兹堡接受系统的科研和临床训练,对重症医学领域的先进理念也非常熟悉。”彭志勇说,正是这两段经历,最终促成了他的决定。
“可能很多人在美国,看到的是美国高精尖的医疗技术。而我在美国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是医院之间、城市之间,患者能得到同样质量的医疗服务。但是在我国,医院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差别很大。”彭志勇说,他不得不思考这背后的原因。
美国的医生们都经过标准化培训,他们的医疗体系里有一个全国通用的标准,所以一个患者无论在哪座城市、哪间医院、做哪些检查和治疗,都能得到同样水准的医疗。“这是他们经过七八十年的漫长积累,在详实的数据和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医疗标准。”而在我国,不同医疗机构的医疗方式各成体系,诊疗路径有所不同,患者得到的治疗水平因此参差不齐。
“我想,我如果选择去攻坚疑难杂症,我个人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如果我去建立标准,培养、带动更多人来按这个标准操作,那能让千千万万人受益。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后一个选择的意义要大得多。”彭志勇说,这就是他决定回国的初衷。
从最基础的工作着手 建立重症医学标准
回国后的彭志勇成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负责人。“ICU的患者都是危重的,疾病原因多种多样,不少人还复合多种问题,在这里,哪怕一个小小的医疗决定都可能关乎一条人命。所以在重症医学科,医疗安全和质量是第一位的,因此这里最应该率先实行标准化。”
标准两个字,包含着整个医疗流程,实质上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面对一个患者,前期诊断、手术方式、后期治疗、检查中显示的数据指征、达到什么标准可以做哪些决定……每个环节都要有标准,如此才能让患者不管遇上哪个医生,都能得到同质的治疗。”
ICU的工作争分夺秒,医生必须快速做判断、执行操作。因此,ICU的医生首先要有更加丰富而扎实的病理、生理知识,对药理学有完整的了解,同时还要有熟练的操作技术、敏锐的综合思维能力以及非常果敢的判断能力。对医生来说,ICU是烧脑的极致挑战。
标准化,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加强,更是思维模式的重建,“面对一个患者,医生要能准确分析他的病情,按轻重缓急决定医疗顺序。”他打起比方,一个腹部出血的患者来了,先做哪项检查,后做哪项,优先做哪种治疗或手术,“这里面顺序一旦不对,患者的康复效果就可能差之千里。”在国外培训的时候,就是一个患者在这里,ABCDE五个处理方法摆在眼前,看上去都很对,但谁先谁后则有严格的判断标准,以确保患者得到最高效的治疗。
医疗标准还必须简洁,才有可操作性,“比如,先救命、再治疗原则。保证患者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可能会致命的危险就要率先解决。”
彭志勇在科室里也开展多种多样的训练课程,并建立医生的Checklist、护士跟医查房制度……
改变总是不易,尤其建立标准这种事。操心多,耗时久,不是急功近利之举,在很多人眼里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彭志勇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论高精尖的技术,现在我们跟发达国家没什么差距,但如果看基础医疗水平,差距就很明显。”既然知道这是块短板,若能尽一己之力把这块短板补起来,就算耗神费力,在他看来也更有价值。
在医患沟通的标准里 直白是最好的方式
“重症医学前景广阔,在发达国家的高端医疗机构,重症医学的病床占到全院的1/3,以后还会更高。”他认为,国内的医疗未来也会走向这个方向,先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更显重要,“一个成熟的ICU医生,应该至少有3-5年的培训,经过标准化培训熟练掌握了操作标准,才可以放心地把患者交给他。”
他所强调的标准中,从接诊到治疗,还包括医患沟通。“在发达国家医患沟通是专门的课程,比如医生要学会如何告诉患者家属一个坏消息。”
在中国,医患沟通的难度更大,彭志勇也经历过不少艰难时刻。对沟通,他总结为“实话实说最有效”,医生有责任告知患者真实的情况,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对方的感受,另外医生一定要从家属中找到能做决定的那个人来沟通。
沟通是所有标准建设中最难的一项,但也是医生必修课中绕不过去的重要一环,“医生要冷静、理智,也要有同理心。”他说,“这也是一项工程,也是一门科学。”
从沟通到治疗,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建设里,彭志勇一直低调地努力着。问及他进行到了哪个阶段时,他悄然一笑,欣慰地表示目前基础工作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所有标准在科室里已经运转顺畅,并且开枝散叶,为更多医疗机构做分享、培训,“就像一颗颗小种子撒播出去,希望能在更多的地方将这些标准运转起来。”
经过5年实践,目前的进展能打多少分?他笑笑说,“感觉目前算是小有成果,可以打70-80分,良好吧。希望在推行到10年左右时,就能明显看到成效了。”
他认真地勾画起心中的未来图景,“希望有一天,当一个患者走进一家乡镇医院,他所能得到的治疗的质量水平,跟他到大城市的大医院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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