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人类的生育危机与战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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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种危机之中,最严峻的莫过于人类本身的再生产危机,也就是生育危机。(图源自:互联网)

  
◆ ◆ ◆ ◆ ◆ 今天,人类无疑面临着无穷的危机,危机之多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感。不过,在各种危机之中,最严峻的莫过于人类本身的再生产危机,也就是生育危机。这种危机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很不平衡。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处于深度甚至是极度危机之中,并且呈现出不可扭转的大趋势。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生育危机,讨论其他危机或者未来就变得毫无意义。
繁衍后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不难理解,经验地看,各种文明都有各种保障和有利于繁衍后代的文化和机制。一些基于宗教之上的文明都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例如不可离婚、不可流产、不可绝育等。对他们来说,人类本身并没有终结上帝所赋予的生命的权利。中国是世俗文明,但也具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深层文化意识,数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里面;不仅如此,和其他文明一样,中国也发展出了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制度安排(甚至是从今天看来非人道的安排),来保障生育和家族再生产的继续。
也可以说,保障生育和人类再生产是人类各种文明的核心。或者说,在漫长的历史里,如果说人类没有保障其他方面发展的机制,但各种文明都具有保障生育和人类再生产的机制。也正因为如此,也导致了人们对人口的繁衍和增长的担忧,最显著的是表现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上。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几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速率(即:1,2,3,4,5,6,7等)增长,因此,除了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之外,别无他法。
个体权利的产生

  不过,近代以来的现实则和马尔萨斯所预测的刚好相反,至少就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是这样。近代以来的诸多变化,有效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育和再生产。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人权观念,人权观念最终导致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在漫长的历史上,生育是群体权利,并不是个体权利。尽管生育是个体所为,但个体不能做主,群体以各种方式为生育的个体做主。如果个体不能生育,那就会有被排挤出群体的风险。但随着个人权利观念的发展,不生育很快成为个人的核心权利,生育不再是群体选择,而仅仅是个体选择,群体无法干预
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高度人口流动,把个人和大家庭、个人和群体分离开来,在生育方面,个体不再承载很大的家庭和社会压力。也就是说,上述个人权利的产生和发展是具有客观社会经济背景的。生育因此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观念的变化,更是客观现实变化的反映。当客观现实变化之后,旧的生育观念便变得不相关了。在出现新的有利于生育的观念之前,生育状况就难以改变。
利用科技干预

  第三,科学技术(节育和绝育等)的发展赋权人类,人们把传统上属于“上帝造人”的权利夺回,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技术对人类生育有着里程碑式的影响。在没有这类技术之前,生育始终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即毫无干预状态,与理性计算毫不相关。但技术的出现和改进,个体就可以自主地干预生育,生育可以以一种“计划”的方式出现和进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技术甚至可以促成生育的“群体计划”,例如一些国家(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第四,现代化导致生育成本过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人口流动不仅仅导致传统大家庭的消失,而且大大导致了生育成本的过高。传统大家庭在生育、教育和养老等方面有效减低生命的成本。随着大家庭的消失,各方面的生命成本急剧提高。在过高的成本面前,即使仍然具有生育观念的人们,对生育也具有了理性计算,有了“计划”
人是理性的,理性是受年龄限制的。考虑到生育是年轻人的事情,当年轻人为生育决策时,很少有人会考虑到生育的长期重要性。不会为了长远的未来而牺牲眼前的利益,是很多年轻人生育决策的思考规则。
提高社会福利适得其反

  第五,福利社会保障了个人生活,生命的载体从家庭过渡到国家,家本身的意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就生育来说,福利社会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正是因为当代社会生育成本过高,因此在一些国家,为了鼓励人们的生育,国家就想方设法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来提高人们生育的动机,从而改善国家整体的生育状况。
但另一方面,在实际层面,效果要么不好,要么刚好走向了反面。随着福利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依靠国家而生存,家庭变得可有可无。尽管也可以对生育设置特殊的“生育福利”,但在整体福利提高的情况下,这种特殊福利很难改变生育者的动机。
资本影响力巨大
第六,资本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为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的增加,生育成本会如此之高?这里资本的作用不可忽视。资本一方面对人起到了解放作用,把人从传统的家庭、组织解放出来,成为个体,但同时另一方面又把人变成了资本的奴隶,任意奴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人的生命的整个过程都被资本所瓜分,都是资本用来盈利的工具。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包括教育、工作和生活等环节都离不开资本。社会流行的“生不起、养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的说法,都是资本控制生命过程的真实反映。

  第七,民主的需要。在民主社会,生育更和民主的运作相关。当代民主都表现为“一人一票”,这一制度保障了所有方面的个人权利,包括生育权利。同时,政府也需要资本来“购买选票”(例如通过社会福利),这个事实也限制了政府对资本的规制意向和能力。实际上,政府是可以对资本对人的奴役状况加以规制的,减少甚至不容许资本在人的生命方面盈利,但考虑到政府对资本的依赖,作为公共权力载体的政府,基本上忽视甚至漠视资本这些方面的作为。结果,生育本来是最具有公共意义的,即保障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但现在演变成最为私人的领域,是纯私人的决定,和政府毫不相关了。
第八,LGBTQ群体的产生和发展,也在影响人们的性观念和生育观念。LGBTQ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今天一个奇特的局面是,数千年来被视为是正常的异性之间不想结婚,结婚之后又非常容易离婚,但同性恋者则高调争取婚姻的权利。
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也无可非议。不过,这些群体不仅影响生育(即他(她)本身不产生生育),而且也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性观念。性观念是生育的前提,一旦性观念发生了变化,生育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口老龄化

  从很多年来的各国生育率统计数字很容易看出来,生育率首先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确的关联,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生育率就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流动性等,这些都直接影响生育观念和实际的生育行为。
其次是和文化(尤其是宗教)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所有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但不同文化(尤其是宗教)对生育率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内,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比另一些文化(宗教)下的生育率要高。
生育危机正在促成诸多危机的发生。老龄化可以说是很多国家所面临的即刻危机。年轻人少生育甚至不生育,但因为医疗等生存条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增加,这就轻易导向一个社会的老人化,使得这些社会成为老人国度。老人国会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消费水平下降,养老(社会和家庭)维艰,经济萎缩,社会生命能量不足。
在东亚,日本是老龄化社会的典范。中国紧随其后。面临老龄化,像新加坡那样的较小社会,还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但像中国这样的大社会,很难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这些社会或许可以通过延长退休年龄、自动化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使用来缓解劳动力危机,但仍然解决不了生育危机。
或导致冲突和战争

  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在低生育率的财富群体和高生育率的社会底层之间。传统上,富裕家庭一般都会是大家庭,因为富裕家庭有条件养育更多的小孩。但今天,即使是富裕家庭也很难出现拥有很多小孩的大家庭。这是因为,如上所说,生育已经演变成单纯的个人权利和选择,而非家庭(群体)的权利和选择。在富裕家庭,年轻人的权利观念甚至比其他群体还要高。
而对社会底层来说,传统社会所面临的一些不利于生育和养育小孩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例如饥饿、疾病等,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具有广大农村的社会)影响要比其他群体小,因此底层的生育率还是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这些社会,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富分配能力,那么生育率的确会影响社会冲突。如果对当代盛行的民粹主义做些深入的分析,也不难看到生育因素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生育危机在各个国家、民族、种族的分布是极端不平衡的。一些国家、民族和种族的生育危机越来越深刻,甚至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式(至少到目前为止);而另一些国家、民族和种族则不仅没有危机,而且人口经历着高增长,并且随着人口的高增长,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也在扩张。无疑,移民(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会是从经济落后社会流向经济发达社会。这和生育率分布相一致,经济落后社会呈现高生育率,而经济发达社会呈现低生育率。也就是说,移民从高生育率社会向低生育率社会流动。
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加以改变,会不会最终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可以设想,那些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萎缩的国家、民族和种族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恐惧于自己的消失;而另一些生育率高和具有人口优势的国家、民族和种族则会变得蠢蠢欲动,开始争夺和扩张生存空间。
如果这样,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再者,历史地看,帝国时代,国家间频繁发生以争夺土地和人口为目标的冲突和战争。但如果未来产生这样的情况,还会出现争夺人口的冲突和战争吗?
生育危机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的世界会属于那些有利于生育的文明,而不属于那些不利于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够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则会以各种方式逐渐消失。
对充满欲望的人类社会来说,生育危机也算是人类的自我黑色幽默吧。

  

  本文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9年8月27日,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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