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者骆一禾（中）| 陈东东

骆一禾纪念专辑

2019年是骆一禾去世30周年纪念，《今天》121期为诗人策划了“骆一禾纪念专辑”，收录陈东东、昌耀、于坚、袁安、张玞、林贤治、朱正琳等诗人、作家纪念文章多篇。通过纪念为诗歌招魂，以重新审视的目光，辨认那已然诞生的“人与方向”。“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专辑文章，走近骆一禾“诗歌的未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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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骆一禾的又一番回忆里，他开始读唐诗则是在1976年，他初三，从河南农村回北京已经有几年了。“那时候，”他在一封信里说：“基本都是靠手抄，至今留有一本二百页的手抄本，到了今天，还可以看出我对自己评价的一个依据：我的诗一开始就和朦胧诗有不同的起点。李白对我的影响很大。”骆一禾还提起，有一天“海子来玩，我们重叙往日。海子说他以前的诗作大都没有留下，我于是拿出过去抄的七本诗和六本写的诗，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同感的是，当时读得比较多的浪漫主义诗歌，至今还是我们的营养，对他影响比较深的是雪莱，而对我影响深的是莱蒙托夫，拜伦和济慈。所以在北大，后来也有人评论我说是一个跨阶段的人物，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指的是我1983年以前的诗。而重读我的旧作，在1979年之后，这里面，浪漫主义的短命天才们，当然是我的启蒙老师。”对于“朦胧诗”，他则“是以浪漫主义诗人，唐诗和性灵为底色去接触它的，开始就有意去判别它……”。骆一禾作此回顾，是在1987年之后，那时候他早己发出对“朦胧诗”一代诗人“彼辈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他又说：“朦胧诗和五十年代的诗歌一样，是我们所要对待的传统之一。”

不过，无论是在承继或反背他之前的传统方面，骆一禾都没有像跟他同时出道的许多诗人那样，赶往唯恐更新换代得不够先锋的那条路径。他的所谓“跨阶段”也许曾短暂地跨进过先锋的行列，但终于迈向一种史诗性的写作。

尽管他觉得到1983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对自己写作风格和道路的确认，然而他并未立即全力以赴。他写诗十年，《骆一禾诗全编》的诗歌部分八百多页，从1979至1985前六年的诗歌篇幅却只有一百三十页不到。他把1984、1985两年称为自己的“沉思期”。在他看来这是个“渡河时期，要么淹没，要么有另外的命运，要么有一个总的成型，有新的质地。”那正是“第三代”旗帜被祭起、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四下串联、各种地下诗刊层出不穷、各种派别诗群雨后春笋般冒头、诗歌主张标新立异、写作实验和写作革命仿佛每天都在翻着花样的年月——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上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呈现的正是这种虚张缭乱的繁荣局面。骆一禾则对很多北京的诗人朋友说：“还要再拉开距离，完成自己的大构思。”在书信里，他写道：“我感到必须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

1986年，他有一首标题下注出“写给自己”的诗，《闪电（一）》：

大地昏沉

注视着城市在脚下飞去

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

当然

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

向四周抛撒出

热情　雨水和冰凉的葡萄

是不可能看不出的

——一团酷似我的黑暗

无声无息

只有在它即将进入我的时候

它突然明亮

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

在我的心地里

躺着一排修长的银钥匙

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

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

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

都不是过眼云烟

我无法替代

于是

一场大雨在我的背后轰然坠下

巨鸟冲天而起

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

这是自我塑造和自我期许之诗。诗的第一段仿佛五年前那首《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我斜跨着播种者的步子”、“我杰出的思想旋转着”（与五年前那首小诗里那句“宛如醒来时旋流的思想”何其相像），同于“用一只桨/拨动了海洋”，但那个行动的圣者已经是“我”；“向四周抛撒出/热情”，令“一团酷似我的黑暗……突然明亮/在我的漩涡中消失了”，也几乎可以跟“蒙昧的美景/就充满了灵光”互换——“酷似我的黑暗”及“我的漩涡”，则让人意识到“我”是因被启示和引导而在黑暗和漩涡里成为行动者、圣者和灯塔的。第二节的前三行，贡献的就正是一个开启的形象——进入“我的心地里”的“一排修长的银钥匙”“感觉到此刻透穿我的那种超绝和完美”。这个形象，加强了这首诗对《桨，有一个圣者》的变奏接续，像是从灯塔/圣者的角度讲述了如何“鼓起我张满的帆”——而这又可以转换成已经是“我”的那个行动的圣者去启示的角度。

之后四行，“并知道我身边那些人/那满头的黑发和感情/都不是过眼云烟/我无法替代”值得多留意。这当然涉及“我”与“我们”、生命中的青春、友谊和爱情等等方面，但它更涉及骆一禾“博大生命”的观念——尤其“我无法替代”既可读作“我无法替代”“那些人”，亦可读作“我”是“无法替代”的——第二年他在《美神》里提示：“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整体生命中的个人是无可替换的……在一个生命实体中，可以看见的是这种全体意识……”我想，这四行诗也当作如是观：“我”跟“我身边的那些人”乃至所有个体的人都“无法替代”，并且复合集成为“整体生命”或曰“博大生命”，它“作为一个历程大于它的设想及占有者。”而历程、进程，几乎就是骆一禾诗歌的形态（《桨，有一个圣者》是，这首《闪电（一）》也是，他两年后那首沉郁和高亢激越混响的《修远》更是），他对于“生命”的这种设定和指认，也构成了他的诗学基础：“语言中的生命的自明性的获得，也就是语言的创造。”因而，诗，“是生命在说话。”要之，自明于诗中的生命、说话的生命已经不是个体。对此，诗人西渡有非常好的阐明：“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既和无数生命个体相联系而处于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中，又在时间方面连接着人类过往一切进化演变的历程，同时作为现时的一个节点而联结着未来。”“我无法替代”“博大生命”，但“我”是“博大生命”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亦“无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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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自己的《闪电（一）》，也相承了五年前《桨，有一个圣者》的“圣者”主题，并更鲜明地将之置放于“大地昏沉”“大雨坠下”的大时代背景里，更坚决地引向豪迈的行动。可以说，“圣”是骆一禾一生的关键词，“圣”不仅贯穿他的诗歌，也贯穿他的为人。

我跟他的交往太少，短暂见面来不及交流，通信则是在海子卧轨后才有那么一两个来回，而且注意力全在海子，但这已经能让我明显感受到他高尚人格的光照。跟他有过接触的人大概都会感受到这种光照，就像张玞所说，当年骆一禾就是以他的人格魅力，给很多朋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她自己也从他那里汲取了一种力量……

他的形象，或许是他在北大五四文学社任理论组组长时的样子，每天在学校里行色匆匆，手握一卷稿纸，从一个文学青年那儿到另一个文学青年那儿，策划组织着什么活动；或许是诗友撰文回忆他去朋友家串门时的样子，“轻轻地推门，轻轻地坐下，轻轻地说话，做着一些简单的手势”；要么是登门去他家时看到的样子，“总是在那张桌子前，无一例外地在写。”他带给人表里如一的纯粹和纯净，确确实实与众不同的人格、诗品和学养。而在诸如此类的形象内部，有一个骆一禾首先对自己说话的声音，那就是长诗《世界的血》里的一行：

居天下之正 行天下之志 处天下之危

西川说骆一禾“文雅、渊博、深刻、正直、爱朋友，对于世界文明负有使命感。”又说骆一禾“具备真正宜于思想的头脑，并且在他平和的面貌和随便的衣着之下，有着他对于诗歌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苦难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宇宙大真理和万物之美的迫切向往。”因而他称“一禾是我的良师，八年来我受益于他，以至在他病逝之后我竟觉得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他这样近乎完美的人……”对于海子，骆一禾也起着指引、启发、示范和批评的作用，被海子视为兄长和老师。对于朋友、推而广之对于他人，骆一禾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即使在我停顿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我在继续，这就是朋友对我最重要的意义。这得以使我不是只有一个灵魂。”这说法贯通于“博大生命”的观念。而坚信诗是生命在说话的诗人，也一定令其人品和人格贯通他的生命和诗歌。

所以，如西川所述，骆一禾“从他开始文学思考以来一直坚持这种观点”——“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就高迈的诗歌、宽广的诗歌，必要求诗人以其人格的力量为后盾；……所有属于开辟文学未来的人们，必要求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统一：这是由于，就纯文学领域而言，我们目下的种种努力无异于空谷足音，六十年来我们可资汲取的新文学财富不多——比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前者不是太过丰盛，而是较为苍白。”能够接收的遗产之少，让写作者只能更多地从内在自我汲取力量。

如他很早就认识的一位朋友所说，骆一禾像圣者一样的诗品人格是他的一种天性，但他也总是在重新构想和塑造自我，深思熟虑重新熔铸诗品和人格。他自觉的“沉思期”和几乎一意孤行的写作，都是这种塑造和熔铸。

写这首《闪电（一）》的时候，骆一禾也在筹划，为他任诗歌编辑的《十月》杂志开设“十月的诗”栏目，1987年初，这个栏目正式推出。在为之而写的引言里，骆一禾以“我们”的名义说：“某种感撼人心的东西骤然变为能听见似的，从而体验今人的生命。这诗歌不是心智一角的独自发声，而是整个精神生活的通明与诗化，它熔铸剥凿着现代意识，直到那火红而不见天日的固体呈现于眼前，新鲜而痛楚。”原稿有个副题：“一份短提纲”，并特别标明“中国当代诗坛最简明的、也最富于雄心的纲领”（显然是对“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铺天盖地的那么多宣言的一个回应），依据的正是骆一禾的“情感本体论的生命哲学”之诗观，表达了骆一禾欲成就一种非个人的“大诗”之雄心。其最后那句话，跟《闪电（一）》结束那句“红太阳在我的心口滚烫翻腾”可以对照着读。

写给自己的短诗和以“我们”的名义为中国当代诗歌说话的提纲，一定跟骆一禾“沉思期”里“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的思索有关。西川说，“沉思对于一禾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沉思中听到了血涌，并起立歌唱。”“巨鸟冲天而起”，恰是骆一禾“沉思期”过后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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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骆一禾诗全编》，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巨鸟冲天而起”的高速且不断加速度的写作：1986年，九十多页；1987年，一百六十多页；1988至1989一年半不到的时间，一百四十多页短诗外加二百八十多页、七千多行的长诗。如此推进的愿景和动力，可以略写为骆一禾1987年《汉诗一束》里的一则：

当脚掌证实心脏的时候

那是一条伟大的道路

一种新生

这三行短句的标题——“中国文艺复兴”。

“中国文艺复兴”，也即骆一禾所谓“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新的精神活火”。这个早于“五四”即已开始的进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契机，所以（如前所引）“中国的有志者，乃于八十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寻找新思想以冲刷陈腐的朽根，显露大树的精髓，构成新生。”骆一禾说自己“是有所思而燃烧的，因为我的诗以及我个人，是在辽阔的中国醒来，在1980年代初期一个多思的早上醒来。”正好踏入这一进程。

而骆一禾所意识者，他踏入的这一进程更是处于“挽歌、诸神的黄昏，死亡的时间”和“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这“命运时间”“可以生可以死”的节点。于这么个节点觉醒于新生的“文化的历史活动”，对他而言，就像斯宾格勒指出过的，“一如自然史的发展要创造出它的顶点一样，创造出它的血肉之躯：不能代之而生、不能代之而死的生命个体。这个顶点其一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实体构成，其二是时间性的，即同时含有过去、未来和现在，它由此而不是一个止境，不是一个抽象体，也决不是自我中心的狂徒，而是文明史与史前史的一种集成状态：这个历程交汇于他的体内，它所有存活的力量也就在于它聚集了运作……”

这就使得“在整个诗歌布局的高度上，坚持做一个独立诗人”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情。西川回忆说：“一禾曾有一个宏大的构思，那就是海子、我和他自己，一起写作一部伪经，包括天堂、炼狱和地狱。”可见骆一禾对“整个诗歌布局”的考虑，及于一种共同的“无名写作”性质。在1987年写给一位诗友的信里，骆一禾则从另一方面讲到他所希望的可能性：“这些年，其实写诗有成的诗人，也差不多都出现了，这种局面在今后的十几年内大概都不会有，这就是众人‘在场’，于今后乐观的唯一一点就是：更高的诗歌成就在优秀诗人的互相激发间产生的可能性。”并特别提到“在这种局面里，诗歌的创作意识，发生质变……”于是，“十月的诗”栏目设计的“最富于雄心的纲领”和它所发表的大篇幅的长诗和组诗，应被视为骆一禾对这种局面的创造，并不仅限于呈现。

骆一禾最后三年半不到的“巨鸟冲天而起”，正是要溶汇进那“博大生命”的“血肉之躯”，其方式则是以其高速的写作让“那些生者与死者的鬼魂，拉长了自己的身体，拉长了满身的水滴，手捧着他们的千条火焰，迈着永生的步子，挨次汹涌地走过我的身体、我的思致、我的面颊：李白、陶渊明、叶芝、惠特曼、瓦莱里……不论他们是贬谪的仙人，是教徒，是隐士，是神秘者，是曼哈顿的儿子，或者像荷马一样来自被称为Linbo的监狱，他们都把自己作为‘无名’整个注入了诗章。”

我想，如此视野、格局、抱负和使命，令骆一禾唯有选择史诗性的写作。哈罗德·布鲁姆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的定义特征是英雄精神，”而“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就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骆一禾英雄气概的“注入”，要为自己找到相应的形态。

1989年4月，在他为海子的长诗《土地》所写的序言里，骆一禾说海子“引入了繁富的美和幻象的巨大想象力，从而形成了他对诗歌疆域的扩展，他挑战性地向包括我在内的人们表明，诗歌绝不是只有新诗七十年来的那个样子。”实际上，那个突破新诗固有模型的策动者和全力实践者，恰是骆一禾自己；如果说这种写作对他构成挑战性，那就是一种自我挑战。也是在那篇序言里，借谈论海子，骆一禾概括说明了由他和海子率先（至今少有后来者跟进）在汉语里着手的“大诗”之要点：一，不是一种终结、一种挽歌，而带有一种朝霞艺术的性质；二，代表了人类创造性的积极方面，本身是行动性的；三，更多地是百科全书式的繁复总合与不断丰富，但没有放弃构造、造型力；四，走一条将格式塔式的完形能力与内心对抗、潜层深渊中的现代主义主题合拢的道路。而在指出海子的“大诗”写作“充满了危险”甚至“潜伏着毁灭性”的时候，骆一禾也指认了自己的如此写作“冲击极限”的不可能性：激情方式与宏大构思之间的根本冲突，天然条件或精神环境的缺失……

但是，就像赞叹海子“力行了他的诗歌理想”，骆一禾也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其中。同样是在谈论海子的时候，骆一禾告诉人们：“先不要说赞同或反对罢，因为这世界上还存着不属于表态之列的价值：认识价值，而许多新艺术之初都未必易认同而又分明是可认同的。”二十二年以后，在一次对骆一禾诗歌的研讨会上，张玞则说：我真正想赞美的是，他在那个时候敢于做这样一件事情。（待续）

作者 ：陈东东（1961-）作家，诗人。现居深圳和上海。八十年代初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包括诗集《夏之书解禁书》《导游图》、诗文本《流水》和随笔集《黑镜子》《只言片语来自写作》等。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位代表性诗人，早期诗作讲究纯净的音乐性和意象性，后来诗风渐趋奇崛、冷艳，融合了古典诗学的敷陈和现代主义的寓言，围绕都市主义展开其分析性，颇具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抱负。他又是中国当代诗歌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曾创办和主编民间诗刊，担任民间诗歌奖评委，组织民间诗会、诗歌节活动等。

题图 ：Buddha，Odilon R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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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一禾 （1961-1989）出生于北京，幼时随父母下放河南农村淮河平原，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83年开始发表诗作和诗论，1984年毕业，任北京《十月》杂志编辑，主持西南小说及诗歌专栏，两次获得优秀编辑奖。1988年参加《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1989年5月14日凌晨因脑血管大面积出血，5月31日不治逝世。身后留下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及大量短诗、诗论、论文等，整理出版的著作有诗集《世界的血》（1990，长春）、《骆一禾诗全编》（1997，上海）、《骆一禾的诗》（2011，北京）等。

* 简介摘编自陈东东《六首纪念骆一禾的诗》

【骆一禾纪念专辑】

宋琳《“星核的儿子”》

陈东东《圣者骆一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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