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农民工……！

所谓“农民工”

“农民工”，这个带有歧视性的词语，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成为了那些进城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民的标签。按照人大教授陈享光的话来说，或许把他们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更加合适。

他们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他们的存在是中国特有的，立足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上，或许多年以后，在户籍制度逐渐放开时，“农民工”这个词语便会消逝。

“农民工”所指代的并非是一代人或是一个地域的人群，而是超越代际的，全国范围内的进入城市务工人员的统称，但如今这个群体正在逐渐减少。

正在减少的群体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农民工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总量增速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

从“农民工”从事的产业结构来看，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5%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9.1%，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

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9%，比上年下降2.0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即使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占据的比例最大，但实际上他们所在的岗位以传统餐饮服务等为主，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不需要多少的知识储备，这导致他们的可替代性很强。

几乎以纯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并不高。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加236元，增长6.8%，增速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以这样的工资想要在大城市里生存下来，并养家糊口，他们面临的压力相当大。

老龄化与年轻化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2岁，比上年提高0.5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1%，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

农民工群体的老龄化意味着能够承受他们所从事的高强度的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加上国人本来落叶归根的想法，在年迈之际回家也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批农民工他们所出生的年代正处于整个中国生育的高峰期，他们的老迈和离去，带来的便是群体总数的减少。

旧人去便有新人来。

据统计，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

新人与旧人的交替并不意味着职业岗位的延续，实际上，在大众口中，新生代农民工吃苦耐劳的精神并没有老一辈那么足，他们在新时代思想的灌输下，更多的是享受当下。

加上新时代经济的发展，新的工作岗位不断出现，他们也不断被分流。

近年互联网新经济拓宽了就业边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工作时间更自由、且待遇并不比传统制造业低的新经济行业。有这么一组数据：根据艾媒咨询统计，自2013年到2018年六年间，东莞市蜂鸟骑手数量增长了31倍。

外卖行业兴起对就业人口的分流，只是一个缩影。毫不夸张地说，外卖、快递、直播、网约车等新业态，正在加速抢夺传统工种的的工人。

他们去哪儿了？

自2011年以来，全国春运客运量增速逐年递减，从14.1%降至0.33%（2019春运旅客运送量29.8亿人次），其中公路客运自2018年以来已经连续两年维持负增长。

东南沿海从来都是人口流入的区域，但是从前几年起，人口流入不再只是东南沿海的专利。

传统的人口流出大省，如安徽、四川、湖南、湖北等，已连续多年告别常住人口负增长的局面。比如，四川在2000年至2010年累计减少19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9.3万人。但自2011年起，四川常住人口总量开始逐年递增，并保持较大增长幅度。

其中安徽在中西部省市中一枝独秀。在2017年，安徽人口净流入59.3万人，仅次于广东与浙江。

来源：国家统计局

安徽人口的回流除了有农民工返乡因素外，还与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如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阳、宣城等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因此，在安徽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也带来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

安徽人口的回流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缩影，这里有两个大案例。

一个是富士康的重心从深圳北移到郑州，郑州富士康从2010年开始建设，2012年形成规模，人数维持在20万人以上，到2018年已经是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基地，生产了全球一半的苹果手机。

一个是重庆，黄奇帆主政重庆期间，大规模的促成了沿海消费电子制造业转移到重庆，重庆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

别开生面的抢人大战

人才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想要人才首先你得要有人才行。

去年在各大省市纷纷开启抢人大战，各种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中部发展的较好的省会城市，他们甚至把落户条件放宽到中专层面。

沈阳则早在去年就宣布，中专生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可零门槛落户。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在人口红利式微、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整体变化下，“人口”比“人才”的价值更加突出。

随着经济发展，大城市由于种种优势，其发展速度远非其他二三线城市可比，由此马太效应逐渐凸显，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也在增强。二三线城市跟着跑在大城市前头或许还可以吃口肉，但要是落在大城市后面可能汤都喝不到。

如今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消费的前提是人，人口基数对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三线也想将自己的人才引进政策只对准中高端优秀人才，但是现实并不允许。

与其跟风追求“人才”，不如率先取消落户限制，优先做大城市的人口总量。

在今年就已经出现了好几起城市放宽政策吸引人才和人口的例子，比如呼和浩特的半价买房，宁波的60万购房补贴，以及身处大湾区的广州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只需要连缴半年社保即可落户。

如今高段位的玩家都开始放下身段加入战局，可见人的重要性。

生活困局

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优势难以弥补一线城市高房租。

自2013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速开始逐步下滑，东部相较于中西部工资水平的优势在逐渐减弱。同时，37%的外出农民工通过租房解决住宿问题，一线城市不断上涨的房租以及较高的消费水平，对冲了东部地区的工资优势，这也是驱使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重要原因。

在进城农民工中，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与上年持平。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归属感越低。在500万人以上大城市中，该比例仅为16.8 %，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

在随迁儿童教育方面，报告显示，3至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提高，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例提高，但本地升学入园难、费用高问题尚未解决。

相对较高的工资，相对更高的消费，加上大城市需要经济转型，适合他们的公种在将来势必会逐渐消失，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负担着养家糊口重担的农民面对自己所处的局势很清醒。

结语

农民工的逐渐减少对于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来说意味着经济转型正处于进行时，而对于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来说确实发展的好机会，如果能够抓住这一批人口流量将会迎来一波比新的增长期。

对于农民工来说，大城市从来都不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逗留地，在他们心里这只是一个赚取养家钱的好地方，但是这无碍他们“城市的建设者”的美称。他们将青春和血汗奉献给了城市，理应受到尊重，但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的最底层。

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会不会被奋斗过的城市记住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但多少农民工的孩子因此成了留守儿童。

这是经济发展必须承担的。或许留守儿童会越来越少，农民工也将越来越少。

如果对一个200年前的人说，有90%的农业岗位将被消灭，对方会觉得糟糕透顶。

可是时代总在变化，世界终究向前发展，农民工在消失可是更多的职业在生长，我们终究都要适应这个新的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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