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共有两万多个进士，这些知识分子中为何从未出过科学家？

科举制度自从创立以来，让寒门子弟有了机会进入统治集团，也为国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拨制度被其后的历代王朝视为根本，奉行不移。可任何先进的制度如果不加以变革，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种种弊端，甚至是误国误民。

表面来看科举制度好像是唯才是举。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对于皇帝来说，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用人标准，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忠”。汉、唐以来就有“使功不如使过”、“使智使勇，使愚使贪”的说法。到了清代则更甚，统治者不仅智、勇、贪、愚、过都使，甚至还使“短”。

还有一句古话说“不患贪而患不忠”。换句话说只要是死心塌地为朝廷效命，其他都是可以容忍、原谅的。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更加注重汉官的忠诚了。因此，清代对用人有一个奇怪的尺度：官员才能、操守是其次，但必须要对皇帝忠心。

在这种用人思路的指导下，通过科举选拨出来的官员也就不再注重才学了，与教育、科学的距离也越走越远。李时珍、郭守敬等科学家，他们的成功都不是科举制度培养的。再如清末的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父子在各自领域内所达到的造诣，也不是科举的产物，而是科举之外成才的。

有清一代共有26000多名进士，按照如今的学位，我们无法简单地套上硕士、博士的头衔。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些人中从没有出现过一个科学家，数以百计的状元，也没有人涉及到科学的范畴。以清代的科举制而言，这完全是一种落后、愚民的政策。

科举制度这一愚民政策，早在唐代就有人抨击它，指责科举入仕“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北宋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科举所选的人才，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清代科举出身的官员整体而言，大多不具备实践能力。以进士出身选为知县者来说，他们到了地方两眼一抹黑，别说是钱、粮、刑、名等具体政务，就连《大清律例》等这些必备的知识也及其匮乏。他们所知的便是四书五经和儒家传统学说，可以写上一手漂亮的八股文章，却无法审理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

从督抚到府、州、县的各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如此，真正能有才干的是少之又少。如此一来，地方政务的实际操纵者便是那些体制外的胥吏。说到底，就是这些胥吏在管理大清的地方政务。因此。嘉庆帝曾说“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他知道问题的所在，却也无法改变这一即成事实。

清代从始至终以科举取士，导致了人才凋零的局面。正像龚自珍说的，在朝廷上见不到能干的宰相、能干的尚书；在城外见不到能干的将军；学校里没有有才能的读书人；农村里没有有才能的百姓；店铺里没有能干的工匠；街道上没有能干的商人；甚至没有有才干的小偷、市侩、强盗。偶然有出现才干的人，也会有千百个庸夫俗子起来监视、束缚，然后慢慢地扼杀。

清末时已经走入衰世，栋梁乏才，百业乏才了。新式教育是近代经济的产物，中国出现了近代机器工业后，新式学校在中国落了户，两相对照，更加显示出科举的落伍与不合时宜。两者并存了几十年的时间后，科举制度最终才拖着长长的尾巴退出了历史舞台。